卓琳(1916.4.25—2009.07.29),女,原名浦琼英,云南省宣威县榕城镇普家山村人。出身于一个巨商之家(其父浦钟杰,字在廷,是名震西南著名的民族实业家,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被孙中山授予少将军衔,获五等嘉禾奖章);1937年投奔延安参加革命,1938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1年被挑选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团少年选手成员参加在北平举办的全国运动会。当从云南出发刚刚到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国难当头,运动会自然开不成了,云南队只好撤返。才走到香港就要返回,心不甘、情不愿,于是写信给家里,表示不回云南,要求去北平读书。家人同意后,经上海辗转北平,在一个补习班学习数月。1932年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学。1935年,“一二·一六”运动中,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加入抗议洪流,高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党的卖国行径。1936年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是西南第一个考入北京大学的人。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乔装成百姓模样,决计要去延安投奔八路军。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8月后转船倒车,折腾数回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并考上了延安陕北公学。1938年因工作需要化名卓琳。1939年8月,经人介绍,当月就和邓小平结婚,卓琳比邓小平小12岁,成了邓小平的第三个妻子,两人都属龙。此后,便一直跟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先后在八路军129师师部秘书科、中共中央办公厅等单位或部门工作,任妇女训练班队长。
  
  邓小平同志与卓琳同志在延安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在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工作。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赶到那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重庆人民小学的校长,负责管理、教育第二野战军干部子女的责任。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随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住进中南海。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于是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一门心思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默默在邓小平背后奉献着。实行薪金制后,被定为行政15级(相当于今地、师级);其政治地位和命运,也随着邓小平地位的变化而改变。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7年,一帆风顺。
  
  心心相印
患难与共1969年10月,邓小平以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身份被下放到江西监管劳动,便毫不犹豫地陪伴邓小平到了江西,共同度过了3年零4个月艰难的时光……
  
  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之后,卓琳于1973年任国务院办公厅机要秘书,1978年1月任中央军委办公厅顾问直至离休;在相伴走过的58个风云多变的春秋中,卓琳同志始终和邓小平心心相印、患难与共。
  
  1997年邓小平辞世后,时年81岁高龄的卓琳同志恪守著邓小平关于“不要到外面去工作,言行要谨慎”的提醒,在北京家中安享着晚年时光;2009年7月29日12时30分,卓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卓琳同志是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亚洲必赢366 1邓小平在江西

亚洲必赢366 21939年,邓小平与卓琳结婚时的照片

亚洲必赢366 3

亚洲必赢366 4

本文摘自《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作者:毛毛,出版:中央文献出版社

“邓小平你真会找老婆呀”

文/蚂蚁

“九一三”后的一天,从短波的一个外国电台中,朴方突然收听到一条消息,说有一架中国的飞机在蒙古坠毁。以后接连几天的消息都在推测,说中国内部可能发生了重大事件。朴方当即把这一消息告诉了父母亲,父亲没有说什么。到了“十一”国庆节,国家照常地进行庆祝活动,却取消了从建国以来每年国庆都有的游行。更令人感到费解的,是在这一段时间的新闻中,特别是在关于国庆节的报道中,没有了林彪,这是极其异常的。哥哥对我说,可能林彪出事啦。父亲还是像往常一样,只听不语。

邓小平与卓琳相遇相识在延安,他们的恋爱更缺乏浪漫的情调,就像是从事一件严肃的工作。

提到邓小平,相信所有的国人都不会陌生,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无疑是中国20世纪的伟人。

林彪自爆身亡,应该说是“文革”以来最具震撼力的政治事件。事件爆发五天后,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十天后,扩大传达到地、师一级。10月6日,中央发出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通知。10月中旬,传达扩大到地方党支部书记一级。10月24日,中央的传达扩大至全国基层群众。

1939
年秋,邓小平从太行到延安开会,遇见了正在陕北公学学习的卓琳,很有好感,便以他特有的方式展开了“攻势”,并取得了成功。

但对于邓小平的夫人卓琳,知道的人却不是很多,对于她和邓小平长达58年的爱情故事,知道的就更少了。

11月6日,工厂里突然通知父母亲去工厂听传达中央文件。父亲的党籍虽保留了下来,但听中央文件的传达,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父母亲像往日一样换好胶鞋,拿着雨伞到工厂去了。他们走后,我一会儿到哥哥的屋子里,一会儿到奶奶的厨房里,心神不安地打着转转,等着他们听传达回来。要知道,在“文革”中,什么都可能发生,是福是祸,是凶是吉,老天爷都不能预料。

关于他们的婚恋,卓琳回忆说:“邓小平和邓发都是从前方回来的,住在一个窑洞里头。他那时是一二九师政委,在太行山工作,还没有结婚,
邓发想让他在延安找个合适的,就把他带到学习班来了。一次我去曾希圣家,曾希圣说有人想和我结婚,
问我愿不愿意。我表示不愿意,
因为当时我还年轻,还想再工作几年。曾希圣跟我谈了两次,我都不愿意。”这当然是托词,卓琳在回忆录中写下了她真实的想法:因为当时长征老干部都是工农干部,我们就怕跟工农干部结婚,怕他们没有知识,说话说不到一块儿。延安有个笑话:一个工农干部和一个知识分子结婚了,两个人晚上沿着延河看月亮。女同志说:“哎呀,你看天上的月亮多漂亮呀!”丈夫说:“有什么漂亮的?我看不出来。”当时我想,我可不能找个工农干部,一定要找个知识分子。

卓琳于1916年4月6日出生在云南宣威市,其父浦钟杰是名震西南著名的民族实业家,经营闻名遐迩的宣威火腿,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

父母到工厂后,看见在约一百多平方米的食堂里,全体职工八十多人十分郑重地一排排坐好,前方两张桌子临时搭成一个简单的主席台。父母亲和工人们招呼后落座。工厂革委会主任罗朋和县工业局长来到会场,在主席台就座。罗朋用眼找到邓夫妇后招呼道:“老邓,你耳朵听不清楚,坐到前面来!”父母亲移至第一排坐下。

但是邓小平并不灰心。他让人捎话来,问能不能面谈一次。卓琳同意了。

作为名副其实的富家小姐,卓琳从小在封建大家庭里长大,家族中妇女们的坎坷命运让她从小就下定决心,要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要走出自己的革命之路。

传达的中央文件,就是中央所发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及其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

他们一起来到曾希圣家。邓小平对卓琳说:“我这个人年纪大了,
在前方作战很辛苦,
我想和你结婚,可是曾希圣和你谈了,你不同意。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希望你考虑一下这个事情。我年纪比你大几岁这是我的缺点,我希望在其他方面可以弥补。”

1932年,年仅16岁的卓琳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学,一年以后,她就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在这段时间里,卓琳见识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党的卖国行径,愈发坚定了她报国的决心。

文件整整念了两个多小时,全场人大气不出地听了两个多小时。传达完后,宣布各车间讨论。在修理车间里,父亲听着工人们热烈而异常活跃的讨论,仍是一言未发。陶排长向罗朋建议,让老邓把文件拿回去自己看吧。就这样,父母亲带着文件回到家里。

邓小平找卓琳一共谈了两次:
第一次谈谈他的情况;第二次谈谈他的希望。卓琳听听,觉得这人还可以。一呢,他是知识分子;第二个呢,
她想, 反正早晚都得结婚——她那时已经23
岁了。卓琳还想,认识邓小平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他又亲自找来,说话又那么诚恳,也就同意了。但有个条件,结婚后马上离开延安,因为她害怕别人笑话她也嫁了个“土包子”。对于这个条件,邓小平不假思索地同意了。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一心想要为国家出力的她乔装成百姓模样,一路转船倒车,折腾几千里,从西安步行7天7夜终于到了革命圣地延安。也正是在延安,卓琳第一次遇见了邓小平。

已是下午一点多钟了,好不容易盼到父母亲回来。我迎上前去想问。妈妈一把拉住我的手,一直把我拉到厨房,在我的手心用手写:“林彪死了!”在“文革”中,为了防止“隔墙有耳”,我们经常这样用在手心写字的方法“说话”。当我看清这几个字时,一下子好像全身的热血一齐冲到头上。因怕有人听,当时也不敢多问。我快步走到哥哥屋里,关上门,悄声把消息告诉了他。我看见哥哥浑身绷着劲,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回来后,父亲依然没有说话。全家吃完午饭后,上了楼,关上门。妈妈激动地告诉我传达的详情,我激动地听着不禁热泪涌起。父亲没有坐下,一直站在那里,一边抽烟,一边看着我们。他竟然一改一贯的严肃和沉静,显得和我们一样的兴奋和激动。他的话不多,只说了一句:“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邓小平的几个老战友把两张桌子拼起来,说:“今天我们会餐啊!
大家都来会餐吧!”当时也没有说要结婚。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高级领导人, 除周恩来治伤外,毛泽东和夫人江青、刘少奇、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博古、李富春和夫人蔡畅等都来了。

卓琳回忆这段往事时说:39年的时候,我和他当时都在特训班培训,他对我有意,托人上门提亲,我断然拒绝了他。

两天后,也就是11月8日,父亲提起笔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李富春对卓琳说:“你也认识邓小平,大家会会餐,现在给你们腾出个窑洞,吃完饭后你们一块儿回去就算结婚了。”

原来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而那个时候去延安的长征老干部都是工农干部,卓琳担心跟邓小平说话说不到一块去,所以不敢跟他结婚。

他在信中写道:“在传达前,我对林陈反党叛国集团的事一无所知,只是感觉到陈伯达出了问题。对林彪则是非常突然的,所以,在听到林陈集团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时,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他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定,写道:“林陈反革命集团这样快地被揭发被解决,真是值得庆幸的大事。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说,即使他们最终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现在终于解除了这个危险,我和全国人民一道,是多么的高兴呵!”父亲在信中写道,他是“情不自禁”地表露他自己这样的心情的。

这是战争岁月中典型的婚礼。

“后来他就亲自来找我谈,第一次谈一谈他的情况,第二次又谈谈他的希望,我听了觉得这个人还可以,就答应了他。”

是的,他的确是情不自禁的。“文革”以来,他写过检讨,写过自述,写过各种信函。由于政治和时势所使,他不得不进行一些违心的自责,不得不使用“文革”的通用语言,不得不为了家人为了孩子求助于他人。多少年了,想说的话不能说,不想说的话却逼着一定得说。而今天,罪恶滔天的林彪,终于死无葬身之地,令人何其痛快。对于中央的决定,他由衷地拥护,信中所写,均是发自内心。多少年不能说的话,今天终于可以一吐为快。

在斯时斯夜,
有两对新婚夫妇结婚,一对是邓小平和卓琳,一对是孔原和许明。在这个特有的聚餐加婚宴上,那些革命老战士,居然也童心大发,像普通老百姓一样作弄新郎官儿。孔原被灌醉了,害得新婚之夜就挨了许明的数落。邓小平是幸运的,
他有敬就饮,竟然未醉。事后,刘英对张闻天说“小平的酒量真大呀!”张闻天笑着说:“里面有假。”原来,
李富春和邓发念在老朋友的份上,弄了一瓶白水权充作酒,
才使得邓小平免于一醉。

卓琳和邓小平结婚是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八路军的老战士们,以淳情朴实的方式,为他们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在高兴兴奋之余,父亲冷静地意识到,他是在给毛泽东写信。自从被打倒以来,自从最后一次与毛泽东谈话以后,他从来没有给毛泽东直接写过信。凡有事情,或政治,或家事,均按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时的交代,给汪东兴写信,或请汪东兴转报毛泽东和中央。但是,这一次不同。这一次他直接给毛泽东本人写信,一是因为林彪覆亡,的确事关重大;二是他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机。

结婚那一年,邓小平35岁,卓琳23岁。

两人结婚后几天,卓琳就跟着邓小平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共同经历了抗战八年中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

“文革”中邓小平之所以被打倒,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林彪。但在同时,毛泽东坚持保留了邓的党籍,这其中又不可能不隐喻着政治因素。在这样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邓小平本人,则无论处境怎样恶劣,都没有意气用事,没有情绪消沉,没有放弃哪怕是最后的一线希望。在保持人格、保持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原则和气节的前提下,他向毛泽东作检讨,作自我批评,就是为了保存这政治上的最后防线。当然,在逆境中,他不可能做任何无谓的幻想,但是,却从来没有放弃希望和努力。作为一个为革命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的共产党员,看到政治混乱,看到恶人当权,看到社会动荡,看到人民受难,他怎能不耿耿于怀,怎能够无动于衷!在被批斗中,在羁押中,他没有放弃希望,也没有停止思索。林彪倒台以前,他的目的明确,就是保留政治上的最后防线。现在,林彪自爆了,他的目的就更加明确了。他要利用一切机会,争取复出,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在这历尽坎坷的五年之中,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他作过很多的思考,心中已经沉淀下足够的准备。如果有这么一天,能够复出,他就要以自己的赤诚之心,要以在几十年革命风浪中所取得的经验和智慧,挽狂澜于既倒,报效他所深爱着的祖国和人民。

结婚几天以后,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回到太行山。第一次见到彭德怀。彭德怀就高声叫了起来:“哎呀,邓小平你真会找老婆呀,
找的跟兄妹一样。”邓小平个子不高,
卓琳比他稍矮一点儿,脸都是圆圆的,所以彭德怀如是说。

卓琳回忆说有一次夜间行军时,卓琳的眼镜打碎了,她就让前面的同志在头上包块白布,就跟着白布走了一夜。脚上打起血泡,脚脖子肿得碗口一样粗。

此时,以丰富的政治经验,父亲清醒地认识到,林彪虽死,中国的政坛仍然不会平静。老干部要想复出,阻力依然很大,如果不去争取,机会就会瞬间即逝。林彪自爆后,毛泽东必然要重新考虑政治安排和人事问题,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机,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时机。

1949年10月2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总部,从南京出发踏上了解放大西南的征程,要求随军被拒绝了的卓琳怒气冲冲地对邓小平说:这次我一定要跟着你去,我是共产党员,你砍我的头,我都得跟着你去。

在给毛泽东的信中,父亲除了表达对中央决定的拥护之外,他要向毛泽东汇报他自己的情况。他写道:“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到工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在这时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我们的生活,由于组织上的照顾,没有什么困难。”

新中国成立后卓琳总算和邓小平过上了几年安稳的日子,可以不用担惊受怕地睡一个好觉,但好景不长,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

此后,他明确地写道:“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文革中很多家庭四分五裂,夫妻子女划清界限,以求自保,卓琳却始终一直不肯离开邓小平。

记得刚来江西时,对“专案组”人员,父亲曾说过:“我还会出来工作。”两年后的今天,他正式而又明确地向毛泽东提出了这一要求。他深信,在这样一个时候,毛泽东是会对这一要求进行考虑的。

每次批斗结束后,卓琳都会扶着邓小平,一步一步走回住处,她一直跟孩子们讲,你们父亲是清白的,是没有问题的。

父亲这个人,首先是个政治家,因此,政治问题和大的问题,在他心中,永远排在第一的位置。除此之外,他又是一家之长,是丈夫、是父亲。家庭和亲情,也永远在他心中占有重要地位。就在他给毛泽东的、谈有关他政治生命的大事的信中,他还念念不忘他的家人。

1969年10月,在被囚禁了两年之后,邓小平以“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身份,被下放到江西监管劳动,卓琳也毅然跟着邓小平来到了江西。

父亲在这封信中,向毛泽东提及他的孩子们,并请求毛泽东帮助,以安排好他的孩子们。他写道:“此外,我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一些,特别是两个较小的孩子分配到陕北农村已三年,现因我那个残废的大儿子在家,我们照顾不过来,暂时把她弄回来看护哥哥。她一心想学医,过去通过自学,也有一点基础。飞飞在山西插队已三年多。他们由于我的关系,成份不好,没有组织上的照顾,是不可能得到较好的分配的。我们的岁数大了,不免为儿女挂心,希望他们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最好到工厂当工人,能有固定的收人,毛毛能学医那当然更好。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顺便向主席诉说的了。当然我了解,这种事是完全应该听从组织的考虑和处理的。”

他一个人去那种地方,我怎么能放心呢?”后来卓琳是这样描述自己举动的。

看到此处,一股暖意在我胸中涌流。我觉得我们是幸福的,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位爱我们的,一位在他自己都十分困难的时刻还会为我们操心的,一位值得我们骄傲的父亲。

在江西的清贫生活中,他们两个人每个月只有二十块的生活费,为了省吃俭用,卓琳学会了酿酒,邓小平很爱喝她酿的酒。

在2月份的时候,父亲因大儿子来江西的事给汪东兴写信后,上面曾交待他不要再写信了。但这次,他不但又写了信,而且直接给毛泽东写信。为了以后和中央的联系,他在信中提到:“过去,主席交代我有事情找汪东兴同志,今年初因我大儿子的事写信给他,工作同志告我不要再写信了,所以十一个月来,我没有再写信。不知以后有事,是否还可以写信给汪东兴同志。”

1973年,邓小平结束了在江西的劳动改造生活,回到北京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深受人民的信任。当时已经57岁的卓琳以为终于能够过上安稳日子了,却没想到,不久后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把邓小平推到了困境。

信的最后,他写道:“我衷心地诚挚地祝愿主席万寿无疆,主席的健康长寿就是全党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了!”写完之后,父亲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10年磨难,两度沉浮,世态炎凉,风云多变,风雨飘摇中,卓琳却始终陪伴在邓小平左右。

从事后来看,对于父亲的政治生命,这的确是一封很重要的信。虽然当时父亲并不知道他这封信下落如何,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但毛泽东的的确确地看到了这封信。

1997年2月20日清晨,邓小平因病逝世,卓琳病床前她深深地向相伴一生的爱人,做最后的吻别。

毛泽东在看到这封信后,曾问汪东兴:“你怎么不管人家啦?”汪东兴其实并不知不让邓小平再写信的事,他向主席答道:“没有不管啊。我跟你在外地,不在北京,就让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管着的。”毛泽东对汪东兴说:“小平同志的信上讲了,他的事还要让汪东兴管!”毛泽东的意思也十分明确,邓小平的事情还是要汪东兴来管。在邓的来信的信封上,毛泽东批示道:“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她说:他去世了,我们全家人都很悲哀。但是这是自然规律,你也没办法,去世的纪念日,我们就预先买了些花瓣,就在院子里撒,一边撒,一边说,老爷子给你撒花了,你听见了没有,一边还说话,还叫他。

邓小平生前最大的心愿是,活到香港回归的那一天,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可惜的是邓小平没有活到那一刻就走了。

她的妻子卓琳却认真地替他实现了这个愿望,卓琳很隆重地出席了香港回归的典礼。她的儿女后来在回忆时说,她就没怎么睡觉,一会醒一会醒,老问时间到了吗?时间到了吗?

卓琳一生没有什么积蓄,几乎把所有的钱都捐给了希望工程,福利事业。2009年7月29日12时30分,卓琳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卓琳和邓小平用他们的一生,向我们诠释了什么才是相濡以沫,什么才是同甘共苦。

在爱情里,陪伴,永远是最深情的告白。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