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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版】

“双一流”建设已经成为国家、高校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从而也引起了学界的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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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传统礼制宪政反制右派法治

范忠信 (进入专栏)
 

不大理解怎么这么多五星。尤其写评论的都是五星。

“双一流”建设;高等教育;路径依赖

苗连营  

——法不禁止皆可为绝不是皆可胡作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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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此片难道不就是一个宫廷励志故事嘛?欣慰的是导言没有处理成过于煽情而让人呕吐的口水片。(毕竟是大英王室题材,现女王她爹,不能太媚俗。)不过不也导致全片情节上挺不温不火没啥亮点么。


:“双一流”建设已经成为国家、高校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从而也引起了学界的热议。无疑,“双一流”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激发学术创造性并实现学术水平的跃升,为此就必须找到制约学术创造性的根源。不难发现,传统的资源配置机制对学术创造性束缚极大,它导致了“重科研、轻教学”现象无法根除,导致了管理主义盛行,也导致了大学科研重视计划指标完成而无法有效地回应社会需要的窘境。这一切都是大学行政化的必然结果,并形成了一个复杂的路径依赖系统。因此,“双一流”建设必须超越传统路径依赖,坚持去行政化路线,促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从而为高教强国建设创设良性的运转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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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四中全会提出了依法治国,而且把法治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次会议的关键是统一了思想,认识到了依法治国的最大意义在于有效地克服包括政府、企业和个人在内的各类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但对这样的机会主义行为,中国却是一个右派泛滥的时代,只要限制国家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对资本、私人、个人等给我们国家、民族、社会带来危害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放纵,而且引入了西方似是而非的概念,给中国的崛起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也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相悖的。

    

结果撑起这个老套励志情节的也只有2个演员的演技了。但可惜我一直对演技什么的不大感冒。说口吃国王演得好,但我觉得什么口吃啦神经病啦这种不正常角色其实是比较好演的,因为他们不正常,所以只要别太离谱,怎么演都有道理。但我总觉得Mr
Darcy的表演在暴躁傲慢又自卑的口吃男与忧国忧民的伟大国王之间的连接不够有说服力。相比之下Helen
Mirren演的他女儿,就可理解多了。

关键词:“双一流”建设;高等教育;路径依赖

  

在中国的法律江湖当中,以前是极左,而现在是极右,在极左的情况下,讲的是一切行为都要有法律政策的允许才可以做,否则随时一个政策就让你倾家荡产,而现在则一大群的人在叫法不禁止就皆可为!这里我们要首先看到就是二者之间的空间,从法律允许到法律禁止,这里面的空间是多少?这里面的空间就是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事情该怎么办!如果按照法律规定允许才可以做,则会极大的制约社会的活力,人们不敢创造,生怕创造以后突然被一个政策出来就遭受损失,而且对创造出来的好东西政府也确实有机会主义的冲动!但如果真的完全是法不禁止就可为,则私人、资本等社会强势阶层一样是可以非合作的恶意博弈,导致纳什均衡下的囚徒效应,破坏社会和国家的和谐,攫取不当的利益。尤其是在立法经常是要滞后的,立法不是科幻不能预先对未来科技的发展有明确的判断,在没有法存在的科技发展新领域,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了吗?

   【摘要】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在于真正领悟“宪政”,真心追求“宪政”,真心实践“宪政”。但是,由于数千年的君主政治传统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并不认识“宪政”,不认同“宪政”,更不愿实践“宪政”。作者认为,“宪政”有四大根本要义,即:人民公意立宪和立法、宪法和法律至上、国家机关依法行使权力、宪法和法律实施有体制保障,这是民主政治的最重要基因。中国的政治法律传统严重缺乏这些重要基因,当代中国的政治和法律仍有意无意地排斥这些基因。充斥于中国政治法律传统的“德政”、“仁政”、“善政”观念,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很多人的政治法律思维。很多人仍习惯于以传统的“德政”、“仁政”、“善政”思维看待今日中国的政治和法制问题,甚至误将类似于“德政”、“仁政”、“善政”的主张和实践看成是建设“宪政”。这些错误观念严重妨碍了我们今天的民主法治或宪政建设。因此,我们要建设当代中国的“宪政”,就必须超越“德政”、“仁政”、“善政”的传统,脱胎换骨地完成“宪政”观念革命,而不能继续有意无意地以“德政”、“仁政”、“善政”的传统主张来偷梁换柱地架空“宪政”。

而Rush这个角色,演的大概是不错啦。但本质上,这种面对暴躁傲慢不配合的问题儿童,不惧艰难险阻,不卑不亢努力做一碗心灵好鸡汤的角色,也不就是《放牛班的春天》么。而且此片国王才是主角,结果Rush的角色不免显得尴尬。比如他面试戏剧演员的段落,也许可以丰富他的角色,但对于整个电影来说却毫无意义。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5JJ880014)

  【摘要】和谐精神勾勒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脉络和价值观念,并形塑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追求与生活情趣。然而,就文明存在的实际形态而言,其在现实中并没有走得太远而更多的是停留在观念层面上。从宪政层面予以反思和省察,就会发现传统的和谐观念在多元主义、人文精神、制度构建等方面所存在的宪政之殇。如何消解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影响,并对宪政文明与和谐社会这两个命题之间的内在关联、本质规定和价值取向作解构性的思考与探索,对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宪政建设的发展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这里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西方的“法不禁止皆可为”不是中国右派法律党的解释,这个皆可为也是有条件和相对的,很多时候是不可为的!这里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西方的案例法制度,对没有法律条文规定的时候,是适用第一个案件的法官判决案例的,这里法官判第一个案例是怎么判的?这些案例判出来的时候都是针对这个案例没有法律或者法律本身有冲突和争议的,这些案例下肯定有败诉的,这些案例也肯定没有法律明确的禁止规定,这根本不是法不禁止皆可为,而是在没有法律规定,没有法律禁止的情况下,法官可以判决出案例来,这个案例就有权威性和约束力,你在这样的情况下胡来了以后,一样可以因为法官的判决而遭受损失!所以右派法学家绝对化的法不禁止皆可为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而他们也肯定有英美法系的案例法知识的,但他们就是不说!而且他们甚至更有甚者的玩起了白马非马论,在本来传统上的法律规定非常清楚的有害的、犯罪的等行为,搬到以前没有的网络之上,就叫做新生事物没有立法了!这是赤裸裸的夹带私利。

   【关键词】德政;仁政;善政;宪政;人民立宪;宪法至上

人说宫廷剧两大乐趣,costume和music。此片作为现代剧服装首先就没什么看头了。音乐更是让人吐槽,byrd、dowland、purcell,是比较不合时宜,handel也不是纯货,但我就不信沃恩威廉斯,delius或者elgar,britten的东西里找不到靠谱的,至于在对德演讲里还靠德国人的音乐炒气氛嘛。。另外还有一个乐趣就是看风景,漂亮的皇宫啦,庄园啦,《女王》里Balmoral空旷的荒野啦,再不行就是英格兰乡村美景也是很迷人的嘛么。不过这个片子里导言实在吝啬的不行,不论是在白金汉,温布利,西敏寺还是Balmoral,几乎都是中景近景。描绘最完整的也只有Dogue的那间破房间。真不知道那么多评论说画面美丽是哪来的。

作者简介:王洪才,教授、博导,教育学博士,从事教育理论与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关键词】和谐文化;和谐社会;宪政

那么在没有法的时候,他们的案例判例是怎么样做的呢?他们是依据什么判的呢?这背后就是他们所谓的法理!他们的法理的来源有他们的一套理论解释,他们认为的基本权力还来自自然法,所有这些的背后,实际上是一套他们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被他们冠以普世价值的名字,因为是普世的,根据这些普世价值而来的就是所谓的自然法,然后就是会产生法理和判例!因此在西方的法治体系里面,价值观不是孤立于法律条文之外的,他们的普世价值来指导他们的法治是怎么样的,但他们的普世价值对中国而言是否普世,这本身就是有他们的立场的,在这样的普世价值约束下的法不禁止皆可为,保障了他们社会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因此对西方的法治,还有一个广义的法存在,你要法不禁止皆可为,是不能违背这个广义的法理约束的,不能违反他们的普世价值观的!因此西方不是法不禁止就可以为,是在法不禁止的情况下还要符合他们的价值观才可以,否则你违背了他们的价值观,就算法律没有禁止,受损的人告你,一样可以胜诉,不会因为没有法而让你为所欲为,而且这胜诉的案例有法律约束力,会让所有人都知道,还要把你载入历史让大家围观唾弃的!

  
中国自古没有宪法,更没有宪政。古代中国的法,有“天法”、“祖宗之法”、“王法”,但从来就没有宪法;古代中国的政治,有“德政”、“仁政”、“善政”,但从来就没有宪政。要在拥有这样一种悠久传统的国度里建设以民主法治为内涵的“宪政”,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艰难任务。主要困难在哪里呢?在于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或民族精神的DNA里没有人民公意立宪、宪法和法律至上这类宪政因子。

另外几点让我不那么钟意本片的:口吃太多,所以不利于练习英英,想想《女王》全片的Queen‘s
English。八卦不多,除了爱德华八世那位默片风格的老婆挺霸气的。而且不像《女王》那样有个很萌的角色布莱尔……当然这片的萌点硬要说也是有的……邓布利多,虫尾巴丘吉尔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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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宪政”,我们不一定要理会法学家们长期争辩的那些玄乎概念。我们只要抓住几个关键因素就可以把握“宪政”的要义。简要的说,宪政有四大要义:第一要义是人民公意立宪和立法,第二要义是公意所立宪法和法律至高无上,第三要义是一切国家机关依法行使权力,第四要义是宪法实施受到有体制的保障或督迫。

至于许多人说到最后的演讲看得高潮迭起心潮澎湃,我就更奇怪了。的确作为口吃男说成这样是很不容易很令人感动的,但是这缓慢的语速,漫长的停顿,极端稳健的口吻,令我实在觉得似曾相识……哦,这不是我们主席的演讲风格么……

  无论是从政治经验看,还是从生活常识出发,建立和谐社会、形成和谐秩序,始终都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和理想,并由此引发了古今中外思想家们关于和谐问题的种种思考与探索。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是特别强调“和”的价值,众多思想流派都对其做了相当精彩而细致的描述与解构,甚至可以说,追求、崇尚和谐,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范畴和基本精神之一,它们从不同侧面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和文化支持。但从宪政层面予以反思和省察,就会发现其价值和意义是十分有限的。超越于传统的和谐概念,当代的和谐命题在价值内涵、存在形式、运作过程和发展规律等方面,都展现出一种新的理论魅力和观念升华。

   (一)

其实有一个严重的吐槽点,就是:这个国家面临危机民族生死存亡时刻,国王心急如焚殚精竭虑所面临的重大挑战,竟然是如何流畅地念完一篇短文……

  

  
宪政的第一要义是人民公意立宪和立法。关于这一点,我们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是很不懂的,甚至是刻意排斥的。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是:法就是“天法”,是“祖宗之法”,是“王法”;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有什么人民公意议决成立的宪法或法律。我们的人民,历来被视为群氓,是需要圣贤教导开化的、需要统治者“若保赤子(爱民如子)”般呵护的嗷嗷待哺的婴儿。他们当然是不能参与立宪或立法的。我们民族的最高最大的法,大概就是所谓“洪范”,就是“天叙”、“天秩”、“天刑”。这些说法,名义上是强调人间法制源自上天(上天所赐,或系“天经地义”),实际上是假借“天威”来强调国法或王法的威力,威吓人民。就像母亲在夜里借雷霆之威吓唬不停哭闹的婴儿一般。这种“天法”跟人民公意议决(集体投票表决)是绝对无关的。其次是所谓“祖宗之法”,那是指各个王朝的开国君主们给他们的子孙留下的最重要“规矩”―――比如汉朝的“非刘氏不得(封)王”、宋朝的“不杀士大夫”、明朝清朝的“后妃不得干政”、“不设宰相”、“宦官不得出京城”等等,虽然它们多少有些象英国的不成文宪法或宪法惯例,但是同样绝对没有人民公意的议决或参与,完全是“皇上他们家的家规”。还有所谓“王法”、“官法”,一般是官吏们威吓人民时使用的法律概念:“一点王法也没有了!”“你难道不怕王法么?”“王法无情,从实招来”!“哪怕你人心似铁,我有官法如炉!”国家一切法律都是王法、官法(皇帝就是最大的官,汉时皇帝被称为“县官”,宋时皇帝被称为“官家”),哪里有人民公意议决或参与的份?与此恰恰相反,在宪政之下,所谓“人民公意制宪或立法”,就是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主权在民”),就是人民通过为国家议决法律的方式体现自己的主人公身份和权力,就是人民用直接参与国家立法的方式当家作主,就是把人民全体当成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兼制宪立法机关,把全体公民当成国家的集体公务员(他们用议决或票决的方式在民主广场上集体办公)。老实说,在一个人民大众既不能通过全民直接投票公决的方式制定宪法,也不能通过自己直接选举的代表参与制定和修改宪法及法律的国度里,“人民公意立法”实际上是落空的。如果“人民公意立宪和立法”这一点没有实在的体制来兑现,即使号称最完善的“民主政治”,号称新型的“宪政”,实际上也只能是釜底抽薪、偷梁换柱、行尸走肉的假宪政。

对于这一点,虽然我被囧翻在地,还是深深地感到,这才他妈的是一部国家形象宣传片。宪政,实在是太伟大了。把国王都限制得只能念念稿子。你看看,Douge一个无证经营的江湖郎中,面对皇上是个什么态度!“Call
me Doniel!”(英国王室对这种坚守first name term的人还真是无法呀=
=)你想想,如果X太子患有口吃的毛病,P太子妃居然亲自下到民间四处搜罗名医,然后太子每日只身前往医生的陋居治疗,还任其摆布(半个警卫员都没有!乾隆微服私访记也得带个大内高手的吧!)……Burger
off! It’s bloody ridiculous!!

  一、典籍文明中的和谐观念及其悖论

  
关于宪政的第二要义,宪法至高无上,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也是不具备基因或细胞的。所谓宪法或法律至上,无非是说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至高无上,一切国家机构的权力来自宪法和法律,且受制于宪法和法律;任何权力绝对不能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今天在我国,谁要这样说,马上就会有人质问:人难道就要被自己制定的法律把手脚捆死么?难道人就没有任何超越法律的机会么?这种疑问,就是一个缺乏宪政基因、不懂宪政和法治为何物的民族才会有的。在传统中国的政治中,谁也不敢说要“法律至上”,因为那就等于否定皇帝的至上权威。皇帝“口含天宪”、“言出法随”,他就是法律。正所谓“国王就是法律”,从来就没有过“法律就是国王”的事实和观念出现。虽然古代中国也曾有过君主必须守法的主张,如有人主张“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有人主张“法度道术者所以禁君,使无得横断也”,也有人强调君主在个人生活中要守礼法,还有人强调君主在履行职务时要尊重法制并支持官员依法办事……等等,但这一切从来就没有落实为具体制度,从来就没有制度保障,能否实现全凭君主个人品德和兴致。古代中国的思想家们一般主张:君主权力至高无上;为了万民公益,他可以随时超越现行法律作出任何决定。只要君主贤能,法律绝对不应当成为他的绊脚石或绳索。“法是死的,人是活的”,“人不能被法律捆死”,最高当权者作为所有人民的导师和父母应该凌驾于法律至上,否则可能会无所作为。直到今天,这样的观念还严重存在,这体现为今天很多人仍然认为执政党的最高权力不应该受到具体的法律限制;即使党的领导人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庄严宣布要追求“执政党依法执政”,但这一理想仍很难落实。仍然有很多执掌立法定制的权力的人们反对制定具体的可操作的法律法规使执政党依法执政变成法定制度;有些人甚至误认为,以法律作出那样明确具体的规定会有损党的领导。

看完这部电影,我不禁想到:啊,伟大的英国,真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等级社会;又想到最新那贴《北大妹拍手机险被抓》,我也不禁想到:啊,伟大的XX,真是一个主奴分明的和谐社会。

  

  
关于宪政的第三要义,即一切国家机关必须依法行使权力,也就是必须依法办事(特别是依法行政),也就是一切国家机关办理公务时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和限制。这一点,也是我们中华民族集体心智中历来就有的弱点之一。我们历来的政治,是“人治”或“贤人政治”,是主张“贤者在职、能者在位”、“惟仁者宜在高位”的政治,是主张“君子”随时以德行和睿智弥补法律的僵化和不足的政治。先秦思想家荀子言,有了贤能之人即君子当政,才能做到“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即把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事情也处理得很得体。我们的政治传统历来主张,官员应根据儒家思想和皇帝旨意,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灵活机动地处理各种民刑事件和其它公务。我们的政治法律传统从来就十分恐惧以法律规范对国家机关或官员的公务活动作太明确细致的规定或约束的倾向,而是主张“立法简约”、“约法省刑”、“宜粗不宜细”。法律只需理其荦荦大端者,不必繁苛周密,因为那样反而捆住了官员实行德政仁政的手脚。如宋人朱熹主张执法者要“常屈法以伸恩”,要敢于“常行于法之外”,就是这一主张的典型代表。只要你自认或自信是出以公心、对人民有利,就可以不依法办事。在这样的情形下,是绝对能不能允许“罪刑法定”和“依法行政”的。所以在传统中国政治中,从来就没有行政诉讼,当然更没有宪法诉讼。这种传统,至今还有重要的影响。我们今天的行政法制建设虽然有成就,但是很多人还没有真正认同“依法行政”、“依法限制权力”的理念;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仍常常以突破法律原则或法律规范的禁令为“思想解放”行为,刻意加以提倡和庇护。尤其是,在执政党的各级组织正在真实而广泛地执行国家行政权力的时候,如果要贯彻党的领导人早已提出的“执政党依法执政”的主张,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按照执政党“依法执政”的目标,我们须制定系统的法律规范,对执政党的一切权力行使必须加以明确的法律调整;如果执政党的组织机构或成员违法滥权,人民应该能够提起行政诉讼或者宪法诉讼。当国家最大最真实的权力的运作不在具体法律法规的监控或制约之下的时候,要建成宪政是不可能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源远流长。作为“群经之首”、“三玄”之一的《周易》,高度赞美并极力提倡和谐思想,强调:“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周易·乾·彖辞》)“太和”,即“大和”,就是阴阳对立的矛盾双方均衡无偏,处于一种最佳的和谐统一状态。天地絪緼有常生、阴阳和会以施化、刚柔相摩以成形、男女和合成夫妇、感应相通成变化,无不体现着保合太和的思想。这是一种生生不已、变化相续、恒久常新的动态整体性和谐观。“保合太和”思想,以人道观天道,以天道证人道,视天道为人道所本,人道为天道所宿;以阴阳变易展现人生的丰富内涵和意义,关照人类善恶吉凶的性命情理[1]。并立基于宇宙万物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本质,肯定天道与人性的统一,将天道阴阳之变化与人类社会的政治过程、社会发展相互映衬与对应,体现了一种以天人合一为根基的和谐观念,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探索天地人自然运动规律的理性思维,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特征和哲学智慧,也成为一脉相传、博大精深的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活水。

  
宪政的第四要义是,宪法的实施应受到实实在在的体制保障或督逼,成为无可奈何、不得不然之事。这一条也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绝对没有的。中国古代没有宪法,这且不说。即使说有外形类似宪法的“礼法”、“祖宗之法”、“先王遗训”等,也都没有制度或体制上的实施保障或外力逼迫。比如刘邦杀白马盟誓所立的“非刘氏不(封)王”的“宪法”,吕后当政马上就违反了,大封“诸吕”为王,满朝文武也没有办法,没有任何法定权力或程序来制止或纠正“一把手违宪”。比如历代都有“后妃宦竖不得干政”的“宪法”,但一旦碰上厉害的后妃和太监就形同虚设了,唐代明代就是典型。比如宋代有“不杀士大夫”的“宪法”,宋朝后期的君主似乎一样照杀士大夫,谁也拿皇帝没有办法。只有明朝的“不设宰相”的“宪法”形式上似乎遵循了,但是碰上严嵩、刘瑾之流,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专横跋扈,破坏体制,谁也无法提起宪法诉讼制止这一“违宪”行为。一般来说,能够违反“国宪”、“祖宗家法”的,都是大权独揽的君主或操弄国柄的大臣,对他们而言已经没有什么权力在他们之上或与他们平等,因此也就不可能形成对他们权力的实际监督与制约。没有权力的分立、制衡,没有对最高权力的权力监督与制约(以权力制约权力),那就绝对没有宪法实施的体制保障,那么要不要真正实施“宪法”只能取决于最高当权者的兴趣爱好了。关于这一问题,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的宪法中虽然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规定,但这仅仅是从立法环节而言,即审查撤销违宪的法律法令特别是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而已。对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自身的立法是否违宪,对于领导各级人大的执政党的政策或行政决定是否违宪及是否违法,都没有设定外在的平等的权力来监督审查或纠正。我国至今没有宪法法院,没有宪法诉讼,宪法是唯一被违反后没有诉讼程序救济、没有具体法律责任的法。这是一个令人心寒的事实,可是我们很多人常常熟视无睹。

  儒家思想特别强调“和”的意义,主张施政使民,贵乎“执中”;天地万物,贵乎“中和”;君子言行,贵乎“中庸”[2];“礼之用,和为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等,其核心内容与精神实质是中和哲学。“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第1章)因此,中、和是天下的大本与达道,是万物生存与发展的本源;天地有序、万物生育尽在于中、和之性。本于孔子、成于孔子后学之手的《易传》,对《周易》的基本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解说和发挥,使儒家的中和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易传》崇尚中和,其中心法则即为阴阳中和之道,这种中和也叫“太和”。“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阴阳高度中和的“太和”正是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万事万物常存而不息的根本原因;阴阳只有处于中和的相互作用、协同运动、对立统一关系中,才能化生万物并使其获得源源不竭的发展动力,处于最佳的存在状态。《系辞》所描绘的“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这样一幅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景象,也是存在于美妙的中和关系之中。中和之道的本质是“时中”,即善于把握和利用客观形势的变化与时机,随时进行调整而执“中”,从而创造出更适合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客观环境和条件,其实质是主动顺应天地之道的“适时之变”,即“应乎天而时行”,“承天而时行”(《易传·彖·大有》)。《易传》以“究天人之际”为主题,“揭示人类进取创造的生存方式,标举儒家崇尚的人格理想和价值境界;易道体现了以中和为特色的天人和合的价值取向,奠定了中华民族尚中尚和的思维方式”[3]。使阴阳中和观念发展成为一个系统的用以阐释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综合上述四个方面,我们可以概括地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没有“宪政”的基因;今天中国的政治观念仍然在传统政治观念的强烈影响下,也与“宪政”的要求有相当大的距离。要在这样的国度里改变传统、超越传统,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宪政,是一个相当艰巨的长期任务,需要我们有格外清醒的认识。

  在宋明理学中,“和”的思想得到进一步总结和发展。北宋理学的开山之祖周敦颐指出:“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通书·师第七》,《周子全书》卷8)。“北宋五子”之一张载视太和为“和”的最高境界,太和者“和之至也”。“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其来也几微易简,其究也广大坚固。起知于易者乾乎!效法于简者坤乎!”(《正蒙·太和篇》)因此,“太和”便是天地之道,是天地运行和万物生长的最后根据、现实过程、根本动力,也是人类社会实践过程的价值之渊源[4]。理学大家程颐同样强调:“乾道变化,生育万物,洪纤高下,各以其类,各正性命也。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保合太和乃利贞,保谓常存,合谓常和,保合太和,是以利且贞也。天地之道,长久而不已者,保合太和也。”(《伊川易传·乾·彖》)“若至中和,则是达天理。”(《河南程氏遗书》卷15)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认为:“但能致中和于一身,则天下虽乱,而吾身之天地万物不害为安泰。而不能者,天下虽治,而吾身之天地万物不害为乖错。其间一家一国,莫不然。”(《中庸或问》第1章)宋明理学以儒学为主干,吸收了道家、佛家的思想精华,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二)

  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的思想同样体现着对“和”的追求。道家以“道”来解释宇宙万物的本质、起源和变化的规律,而道之所以能化生万物,是因为“道”蕴涵着阴阳两个方面,阴阳相互作用而构成“和”,“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阴阳者像天地以治事,合和万物,圣人亦当和合万物,成天心,顺阴阳而行。”(《阙题》)万物都包含着阴阳,以天道合人道,和合生生万物,“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生生发展的根据。“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家学说的核心主张。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正是在这种爱意融融、自利与互利的家庭式亲情之中,所有的“祸篡怨恨”才会得以消弭,富足与和谐的“天下之治”才能实现。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但也强调“和”的意义。《管子》将和合并举,认为:“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幼官》,《管子集校》第八)荀子强调“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荀子·礼论》),因此,万物的生长变化、天下的和乐安详,都是和合的结果。

  
传统中国的政治,虽然没有“宪政”,但是有一些形似的东西容易眩惑我们的视野。

  当然,传统文化中的“和”,并不否认矛盾与差异,而是要求在承认差异、相互宽容的基础上,在浮沉、升降、动静、氤氲、相荡、胜负、屈伸等对立面相互作用、相互消长、相互转化的过程中,通过互济互补,达到统一、和谐的完美境界。“太和中容万物”,它体现着“万物”的不同对立面相互作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早在西周末年,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著名论断。“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万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不同事物之间彼此谓“他”,“以他平他”意指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与融合,体现着各种对立面之间协调配合、共同发展的平衡状态,是万事万物产生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同”则是相同事物之间的简单相加,其关注的是事物之间的同一性而忽视了事物之间的多样性。而天地之和生是以存在差异与多元为前提的。春秋末期,齐国的晏婴以“和羹”、“琴瑟”为例,进一步阐明了和与同的关系,认为只有承认多样,尊重差别,才能“相成””相济”,否则,“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二十年)。“和而不同”更是儒家所强调的价值立场与人生哲学,即:“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并要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
“和”蕴涵着“他”与“他”的关系,其前提是“不同”,没有差别,就无所谓事物之间的相互依存与协调,也不可能有事物在竞争基础上的进化与发展。这也就是一个“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多元和谐发展过程。

  
传统中国的统治者最喜欢宣示或装饰的政治形态,是“德政”、“仁政”、“善政”。这“德政”、“仁政”、“善政”是最容易眩惑我们视野的东西,最容易被很多人不知不觉地用来偷换“宪政”的概念,驱除“宪政”的灵魂。对此,我们不可不辨。

  总的来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贯穿着中正、均衡、和谐、和合的精神。所谓和合的“和”,是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是结合、合作、融合。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各元素、要素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5]。这既是一种哲学范畴和道德伦理准则,又是一种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的秩序与规范;既体现为社会的和治、人伦的和谐,也体现为人民的和乐、生活的和美;既是宇宙万物繁衍生息的客观规律,也是人生应当践行的基本原则。它蕴涵着多元并存、相谐共进的人文精神与辩证思维,体现着对不同个体、不同价值、不同文明的尊重与承认,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天地万物人人相谐“和生”的理想境界,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天下和洽、人得其愿、和谐共进的大同社会。不少统治者也都将社会和谐作为心驰神往的施政目标与社会图景,“和气致祥”、“嘉承天和”、“兴和气游”、“中正仁和”则是皇帝的自我期许[6],也出现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太平盛世”,甚至有过“百家争鸣”以及儒、释、道三教合流、和谐共处的文化繁荣景观。“和为贵”、“和睦相处”、“和衷共济”、“琴瑟之和”、“家和万事兴”、“淡如秋水,和如春风”,则既是妇孺皆知并极力信奉与践行的生存法则,也是一种充满诗情画意的生活境界与情调。

所谓“德政”,就是儒家所主张的“为政以德”.这句话,一般说来有两层意思:一是说统治者要用自己的高尚德行率领人民、引导人民。这就是儒家学者们老是喜欢宣传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等等,总之就是强调官吏们要以君子般德行作人民的表率。二是说统治者要对人民进行德教,用道德教化或感化的办法来改造人民,移风易俗。这就是儒家喜欢宣示的“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德礼为政教之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可以说,和谐精神勾勒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脉络和价值观念,并形塑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追求与生活情趣,在某个时期或某种程度上也一度成为过一种政治实践和社会现实,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就文明存在的实际形态而言,历史为我们展现的却是一幅幅充满战争与混乱、血腥与暴力的画面,兵祸连接、腥风血雨的王权更迭,治乱循环、周而复始的社会动荡,所谓的均调天下、和乐人民、国泰民安的盛世景观只不过是漫漫历史长河中的昙花一现,成王败寇的历史活剧在神州大地上不断重演。美妙的和谐理想被无情的不和谐现实击得粉碎,甚至在向社会现实的转换过程中变成了活生生的压迫性话语。可以说,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更多的是停留在观念层面上,在冷酷的现实中并没有走得太远。在反思传统的和谐文化时,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这种理念所存在的宪政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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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从多元主义的宪政文化看传统的和谐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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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本文链接:/data/70440.html 文章来源:《法学》2008年04期

  宪政是在人类漫长的政治实践过程中自发地演化出来的一种文化现象,渊源于一个社会由来已久的宽容、妥协、合作与诚信的文化传统。可以说,作为人类政治生活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和最高层次的“政治竞赛规则”[7],近代宪法在功能上起源于人权保障的历史需要,在结构上发端于社会多元利益相互之间的对抗与妥协。它不仅仅是一套控制政府行为与进行利益协调的制度和技术,同时还是人类政治经验和智慧的结晶,蕴涵着丰厚的文化底蕴与价值观念,秉持一种在宽容、妥协基础上的多元主义生活态度与和谐理念。

  多元主义早期在哲学领域内是形而上学上关于一与多的争议,直到20世纪中叶才找到了现代用法上的许多共同特点,这种意义上的多元主义首先是在伦理学和政治学中出现的,其吸引人之处在于这个语词的意义含糊,并且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学说[8]。虽然对多元主义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容忍差异、歧见和尊重道德、文化、思想、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的多样性,则应当是所有多元论者的核心或本质。它不只是一套价值体系,同时也是一种对人生、社会以及政治理论的基本态度。在多元主义者看来,社会是由自我和他者所组成的多元世界,是由不同思想观点、理论主张、利益诉求以及行为方式等多重力量所构成的复杂空间,并因为这种多元而倡导各种社会力量相互之间的宽容、妥协以及平等竞争与合作,要求每个人在展现自我的同时,都应当给予他者的独立和特殊性以充分的理解与尊重。

  在多元主义价值观里,权力多元或多元政治是民主社会最基本的政治结构模式,并始终是西方法治演进的动力和自由的保障。在中世纪,教权与王权、宗教世界与世俗国家的并存与对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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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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