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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社会学者孙立平的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引起学界内外的关注。断裂社会、权利失衡、利益博弈、结构先于制度定型、
底线失守、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等等概念与观点不仅为相关研究频频引用,也时常出现在传媒报道和各种类型的公共话语空间中。这些关涉到经济增长、城市化、医疗改革、教育改革、房地产、贫困与不平等、信任危机与道德等等问题的诸多社会层面的文章收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先后出版的《断裂20
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2003年)、《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2004年)与《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2006年)等一系列著作(以上三本书有人称之为断裂三部曲,本文采用这个称呼)中。这些看似包罗万包象、无所不谈的文章其实并非就事论事的时评杂文,而是包含了作者多年来研究中国社会的深入思考并且体现着创构理论的雄心与深厚的社会关怀。

处于社会转型的变革时期和面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社会学确乎变得重要起来,以至一些以此为业的人们欣喜地发现社会学的春天来了。究竟春天是不是来了要看这个领域中的从业者在做什么,做的又如何,如果看看近年来的一些显赫成果,我们大概就兴奋不起来了。继农村居民幸福感超过城里人、农民工安全感最高的调查结果之后,又出来了2005中国女性生活质量报告,乍一看题目真让人不免心里紧张,生怕再弄出个女性的幸福感超过男性之类的东西,因为毕竟中国社会的现实是:出生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上升,1995年达到115.6,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为116.9,个别地区甚至达到130。但这份据称是我国第一份多层面、多角度反映中国女性生活质量状况、填补了以往对女性生活质量缺乏单独研究和评估的空白的调查报告还是告诉我们:小城镇和农村女性比城市女性更知足更幸福、已婚女性的幸福感最高等研究结果。对此公众依然报以不屑甚至嘲笑的回应,我们也依然不能知晓这类社会调查到底想干什么。在这样一堆幸福感或满意度的破烂儿面前,我们不可避免地想到米尔斯,虽然他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已经出版了将近半个世纪,而今天我们依然在呼唤这种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倡导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指的是在具体情境中的个人烦恼和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之间建立联系、在微观的经验材料和宏观的社会历史之间进行穿梭的能力。米尔斯还具体论述到,只要经济结构和秩序出现整体性的衰败,失业便不再是个人所能化解的问题;只要战争成为民族国家体系与全球工业化不均衡的内在属性,人们对此带来的困扰便无能为力……。我们可以获知,社会学的想象力不仅仅是一种研究能力和研究方法,而是米尔斯所定义的最迫切需要的心智品质,并且还承担着社会研究的学术使命和政治使命将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公共智识的工具,将人类的理性和自由常存于心。是否具有这样一种心智品质,会导致全然不同的研究结果,举对失业下岗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为例:有些研究所呈现的是失业群体的生命历程与重大的社会变迁联系在一起、是为国家形塑的,他们生命周期中的各个阶段的紊乱与错位是制度性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实际运作应该符合目标群体变化了的生命历程的需求。也有的研究把失业下岗群体的困境归结为个体职业素质或地方文化特性,或者告诉人们当下的困难是改革的阵痛,鼓励他们只要努力就有希望,甚至认为社会保障制度不应该养懒汉。这样不同的结果可能被视为研究所强调的重点、研究的地域或研究方法的不同,但重温一下米尔斯,会发现它们根本上是有无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差别,是洞悉事实去除蒙昧与制造迷思之间的差别。当我们身处社会重大变革时期试图解析这一转型过程、回答当前各种社会问题时,我们需要社会学的想象力这样一种心智品质,需要对中国社会通透性的理解,需要一种历史社会学的眼光。通透性的历史的理解就是贯穿传统社会(或前现代社会)、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社会的想象力和洞察力。穿透个体经验与社会结构、穿透历史与现实的能力是社会记忆的能力。我们总是感叹我们民族是个健忘一族,不必说太过久远的历史,刚刚过去30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孩子们来说已经是史前史了,甚至更近期的历史事件都在渐渐淡出民族的记忆在亲历者的头脑中模糊,在后来者的印象中扭曲。说到记忆与忘却,我总是会想起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著名的《1984》中所描述的记忆剥夺和历史重构的作法:各种历史记录被有意识、有步骤地忘却、篡改和消灭,过去给抹掉了,而抹掉本身又被遗忘了,于是谎言就变成了真话。这种记忆剥夺和历史重构是一种治理技术因为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通过改变和消除个人的记忆,思想实际上就被切断了它最重要的源泉。我们还总是感叹,幸亏我们还有林昭、遇罗克、张志新,还有顾准、李慎之、李锐等人,他们不仅仅在极权主义统治的重压下保持了人格、尊严和独立的思想,而且使全民族免于在暴力与屈从的泥沼中灭顶,使知识界免于全军覆没于灵魂的丧失。然而,令人悲哀的是,今天又有多少人还知道他们,还记得他们。忘记过去,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对一个民族而言,都是一种犯罪,也都将是一种灾难,对一种文化来说都将是毁灭性的。一个健忘的民族是可悲、可耻的,是没有未来的。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需要米尔斯所提倡的具有理论性的历史学,或者必须具有历史观的社会科学以及根据人类社会历史多样性的比较研究。在保存和传递社会记忆的努力中,我们尤其要关注底层的历史、民间的历史和口述的历史,这既有发现和保存历史的努力,也包含着改变历史存在的状态的雄心改变仅仅有官方史、精英史、文字史被记录和承认的状态,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经历、记忆、讲述中发现历史。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对作为一种文明而存在的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社会的洞察能力。正如孙立平指出的,一种文明,只要在人类历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无论它最终的命运如何,都会对人类的智慧构成严峻的挑战:这种文明是怎样产生的?这种文明从文化到制度是怎样运作的?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它又将向何处去?共产主义,无疑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在人类历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种文明形式。我们曾经并且依然处于这个文明的影响之下。作为社会研究者,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堪称独特的、拥有最多人口的、对世界格局有着重要影响的社会以及它的大转变。这个社会生成于前现代即传统的农业社会,经历了极为独特的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半个世纪的治理,而今天又处在探索自己的发展之路的重大转型过程中。勿庸讳言,对这个相当独特的文明,我们少有对其内在的结构和精密微妙的运作机制的解析,更缺少从整体文明层面上的反思。

郭于华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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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对以上论述主题和作者的思考脉络做一个简要的梳理概括,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探讨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转型的比较研究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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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明转型与社会学发展新的灵感来源

  

  

  

  从其研究的初衷与理论抱负来看,孙立平一直相当明确地强调:对文明的关注是社会学理论新的灵感来源和研究的动力源泉。在新世纪初清华社会学系重建之际,沈原曾经代表研究同仁明确提出两方面宗旨性的学术追求:面对中国社会的真实、紧迫和重大的问题;建设性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对话。而孙立平自从事社会学研究以来,从现代化理论,到发展社会学,再到转型社会学的研究与教学,正是在践行这样的学术追求。早在1995年,孙立平在一篇文章中就指出:一种文明,
只要在人类历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
无论其最终的命运如何,都会对人类的智慧构成严峻的挑战:
这种文明是怎样产生的? 这种文明从文化到制度是怎样运作的?
这些问题会吸引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和学者(孙立平,1995)。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关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就社会学而言,奠定现代学科基础的几位大师关注的几乎都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阐释:马克思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别是其中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阶级分析;韦伯探讨的是资本主义文明形成的精神条件,尤其是与基督教伦理之间的关系;涂尔干所面对的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的整合机制即有机联系,这种有机联系是建立在由劳动分工所形成的互相依赖的基础上的。从大师们身上可以看到,正是这样一些关于资本主义的探索,构成了古典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母题。而共产主义,
无疑是另一种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文明;它有着与西方资本主义非常不同的制度、价值体系和运作逻辑。而且在近些年的改革与转型浪潮中,这种文明的内部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迁。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准确地说,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过程具有文明(civilization)转折的含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它又将向何处去?对这一独特的文明形式,不仅就文明层次的反思尚少,
而且对其内部运作机制和逻辑的解析也极为鲜见。因而,孙立平指出:我们有理由认为,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对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具有极为独特的意义;对这个文明的特点、运作逻辑及其转型过程的研究应当成为当代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源泉。而这种意义上的学术资源,只有历史上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生与演变才能与之相比。(孙立平,2002)

  黑社会概念尚含混不清,黑社会现象已层出不穷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称为“社会转型”的剧烈变动的世界中。面对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纷纷放弃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伊亚尔和塞勒尼等学者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社会变革过程的发生是向社会学家发出的请柬:“正如新古典经济学随着福利国家的陨落而兴起一样,共产主义的衰落为启动新的研究纲领提供了机会”(Eyal,
Szelenyi and Townsley,
1998)。这些被称为“新布达佩斯学派”的社会学家试图提出“资本主义类型学”的范畴,把转向市场经济的前苏联、中、东欧和东亚的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分门别类地纳入这个朝向资本主义运动的理论框架之中(King
& Szelenyi,
2004)。与此同时,作为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则继承波拉尼的观点,针对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转型,提出了“第二次大转变”(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的论断;他同样认为苏东和东亚各社会主义国家急剧转变的经济形态对社会学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挑战:“如果说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古典社会学致力于解释朝向市场经济的第一次“大转变”的话,那么我们应当如何使社会学再次投入,以把握第二次“大转变”的挑战呢?”(Burawoy,
2000: 693)
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无论是“邀请”还是“挑战”,我们身处其中的中国改革以及社会转型过程已然将社会对于社会科学的迫切需求呈现于我们面前。

  2008年岁末我对2009年的新年祝愿是“珍爱生命,远离狼奶”。很快就有朋友问及“狼奶”何指?思忖一番觉得这个问题还真是很难一言以蔽之,因为它关涉我们整个社会如何理解和思考世界、如何记忆和传承历史与知识、如何培育下一代新公民等意识形态领域(按照革命传统应叫作“思想文化战线”)的重大问题。故此关于“狼奶”还是颇为应该花费时间和笔墨去搞清楚的。

  如果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来看待,社会转型就是整个文明迈向现代文明的独特之路。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如同资本主义文明一样,共产主义文明也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体现为运作社会生活的方式和一套互相联系的逻辑。转型社会学正是建立在对于整个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的理解之上,所形成的是有关这个文明及其转型的系统知识,构成一个可以相对独立地进行知识积累的领域。正是在这种学术关怀和学术抱负中,或者说正是基于对这个文明及其转型的关注,孙立平提出了断裂社会的论断。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在前苏联、中东欧和中国发生的体制改革与社会转型构成各个社会发展的契机与困局,也同时构成社会学研究的新议题与理论创新的宝库,这就是比较资本主义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这些社会主义或前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几十年的共产主义实验及其正在经历的历史性转型,与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无论在起始点还是现实的结构性条件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发展逻辑上,都有着显著的特性。具体而言,社会转型的研究并不能直接诉诸作为强大理论工具的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这缘于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并不是从传统社会开始的。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社会主义运动不是与现代性毫不相关的,恰恰相反,社会主义运动是对现代性的一种独特反应,作为文明的一种形态,它用新的框架组合了诸多的现代性因素(阿伦特,1993;摩尔,1987)。而我们知道,对于人的理性的崇尚,恰恰是现代性的核心内涵。在阿伦特对极权主义体制的分析中,无论是作为极权主义体制基础的群众,还是其组织形式与意识形态,都可以在其中发现现代性的元素。

  

  置身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是提出“要命”而“有趣”的问题并且回答这些问题。这里所谓“要命”指的是那些真实、紧迫而重大的社会问题;而“有趣”则指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学术潜力且能够生产科学知识的问题。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改变了成千上万人们的命运——他们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何等位置?这些位置如何塑造了他们自身、又如何影响了他们的行动?在改革过程中谁是最大的获益者?谁又是承担了最大代价的人?不同的群体如何选择行动策略从而有利于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他们的行动转而对整个社会结构有什么样的影响?是什么因素或力量在决定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的整合或冲突?一种独特的文明在实践中运作的机制与逻辑是什么?这种文明又是如何演变的?……
对社会转型的探索迫切需要一种“心智品质”即“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1995),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研究尤其需要这种社会学的想象力。

  “狼奶”一词的来龙去脉,难以考证明确。有人举例说见于刚打倒“四人帮”时,在报上看到一些老干部撰文,将文革中的红卫兵认定为“喝狼奶长大的一代”(范海辛“论狼奶”

  对社会转型的比较研究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在于新因素与旧因素之间的组合关系和模式,具体而言就是转型前旧体制因素与要达到的转型目标的新体制因素在转型过程中的关系及其组合模式。这种关系与模式决定了社会的性质,有人以政治资本主义(political
capitalism)、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对此种社会进行概括,而孙立平则将其表述为断裂的社会。

  伴随着社会转型期人们愈发感受到种种风险的存在诸如遭遇团伙犯罪、生命财产受到侵害、拆迁或维权过程中常有“不明身份”者的暴力行为等等,加上近期重庆的“打黑运动”,“黑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已经进入公众的生活和视野。然而作为一种法律概念和社会概念,“黑社会”在我们社会中的面目尚不十分清楚。

  中国社会的转型正如孙立平所指出的,是在一种资源高度垄断的总体性社会体制的基础上开始的,这一份独特的历史遗产致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呈现为“另一种现代性”、走上独特的转型路径、具有独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和“社会不平等的独特机制”(孙立平,2008)。相对于塞勒尼和斯达克等所关注的苏东市场转型,中国的市场转型有着与之明显的不同,这就是“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式改革”、“权力连续性背景下的精英形成”和“主导意识形态连续性背景下的非正式运作”(孙立平,2002)。这种独特性可以表现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复杂关系,如正式制度的非正式行使与制度变通;又如与显规则(作为文本的制度)相比,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的常常是“潜规则”(吴思,2001)。这些真正的“中国经验”和“中国特色”,需要我们进行实践社会学的探索,从而对社会转型的过程、逻辑、机制和普通人在其中所使用的技术与策略做出解释。而完成这一任务或使命迫切地需要“社会学的想象力”。

  较为近期的讨论始于关于历史教科书事件:2002年历史学家袁伟时教授撰写《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东方文化》2002年第6期)一文,痛切地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就此袁伟时认为,现在是正视我们自己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时候了。我们有责任将历史真实告诉我们的青少年,让他们永志不忘。这是帮助他们成为现代公民的必由之路。袁文在2006年初的《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发表后,旋即导致“冰点”风波暴发,足见“狼奶”一事着实具有的生死攸关的重要性。

  何为断裂社会?这个社会的主要断裂带又出现在哪里呢?在孙立平的阐述中,断裂社会是一个更为贴近中国社会现实的概念。如果将断裂社会理解为存在主要断裂带的社会,那么结构性的断裂主要发生在这样几个层面:一是城市中失业下岗人员大量增加。这一由产业结构转换和制度转轨所带来的失业并非暂时的、过渡性现象,即一些人乐观估计的所谓改革的阵痛。对于失业下岗工人特别是其中的4050人员来说是根本性的丧失,因为这些失业者几乎没有可能回到主导产业或新的就业岗位中去,他们也失去了与单位制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因而他们事实上已经成为被社会转型永久淘汰的人。断裂的另一个层面发生在城乡之间。中国社会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和人口与所造成的农业的细小规模使得农业越来越不能成为一个产业,农村和农民显然无法与日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成为一体,难以加入城市化进程,农民因而成为被抛到社会结构之外的最庞大的一个群体,人们常常说的城乡二元结构其实是最大的社会断裂带之一。与城乡之间的断裂相关,由于户籍制度的作用,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农民工问题映射出城市中另一种形式的社会断裂。绝大多数农民工被排斥在主流劳动力市场之外;而就社会身份和与此相关的种种待遇而言,他们不能享受各种社会保险和福利,经常遭遇歧视和侮辱,被视为二等国民。这一切无疑会滋生社会仇恨,产生社会冲突。

  我国的立法和司法机构似乎并不认为中国已经存在典型的黑社会组织,在官方话语中通常使用的概念是“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等,据《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规定: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在当今中国社会学如何想象?这取决于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知识、能力、心智与良知。在米尔斯意义上,社会学的想象力不仅仅是一种研究能力和研究方法,而且是最迫切需要的心智品质;作为社会科学的从业者,我们不仅要对种种社会现实问题做出回答,并且还承担着社会研究的学术使命与政治使命——将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公共智识的工具,将人类的理性和自由常存于心”。其原因在于,我们要使人们觉察到人类的处境,“如今,举凡重大问题的一切真实解答都必须仰赖人类觉醒的层次”。由此米尔斯强烈质疑和批评当时美国社会学的一些倾向:把社会科学当成一套科层技术,以“方法论的”傲慢禁制社会探讨,把大量精力耗费在调查方法与技巧上,谨守着严苛而呆板的机械程序;作品中充斥着蒙昧的概念,或者只关心一些和公共议题无关的枝节问题,琐碎而无味。这些禁制、蒙昧与琐碎造成了当今社会科学的危机(米尔斯,1995)。从根本上说,有没有社会学的想象力,是洞悉事实、去除蒙昧与遮掩真相、制造迷思之间的差别。以中国社会为例,研究者能够看到什么?注重什么?他们眼中有着怎样一幅社会图景?首先就体现了是否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在面临社会结构的断裂与失衡、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不公正所导致的社会矛盾冲突凸显、权力失控、总体性精英形成、底层碎片化和失语等社会诸象之时,主流的社会学界,要么无视这些问题,专心致志地营造自己的宏大理论;要么是用一种过密化的专业分工方式将问题本身零碎化、去政治化;更有沦为布迪厄所指斥的名为“科学研究”实为“社会巫术”的社会调查存在。在研究实际中,缺乏社会学想象力的平庸之作、应景之作甚至奉旨之作亦非绝无仅有。在米尔斯的杰作问世半个世纪之后,我们依然在呼唤社会学的想象力。

  同年,还是有关历史教科书,学者朱学勤就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表达肯定意见,指出:与原来的全国统编教材相比,那是不可同日而语,是很大的进步。具体表现为:首先是在体系上,用文明史来代替阶级斗争史,用社会生活的变化来代替王朝体系的演变,用文明来代替暴力,用千百万普通人生活的演变来代替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这是非常大的进步。朱学勤还特别指出:读这套历史书长大的小孩,我认为那真是喝人奶、不是喝“狼奶”长大了。(
南都周刊朱学勤访谈

  概括而言,断裂社会在现实意义上首先指明显的两极分化富裕与贫穷、城市与乡村、上层与下层,社会沿着这条主要断裂带展开,几乎分裂为两个不同的世界。这种断裂的含义既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既是经济层面的,更是社会结构层面的。可以说,断裂社会的实质,是几个时代的成分并存,而互相之间缺少有机的联系与整合机制(孙立平,2006)。

  根据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对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同时具备以下特征:(一)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二)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三)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秩序。

  让我们再次重温和延展这一重要的心智品质:米尔斯认为,现代社会中造成个人烦恼的结构性变迁是个人无法控制的,他们无法了解这个时代对他们自身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因而人们需要一种能够帮助他们运用资讯和发展理智的能力,以使他们清晰扼要地了解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自己又将变成怎样的人。这种能力是一种心智品质,具备这种心智品质就能够在宏观理论的不同层次以及微观经验材料之间进行有条不紊的穿梭,在具体情境中的个人烦恼(the
personal troubles of milieu)与社会结构上的公共议题(the public issues
of social
structure)之间建立联系,并由此实现社会科学的公共任务与政治使命;这就是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1995)。

  

  断裂社会的特性决定了中国社会与文化各方面的特征,也向我们提出了许多难题。在断裂三部曲的后两部中,孙立平着力探讨了导致社会断裂的一系列社会失衡现象以及一个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贫富差距悬殊、收入分配问题、贪污腐败问题、国有资产流失、弱势群体形成、社会冲突增加、信任结构崩塌、道德底线失守……,种种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全面失衡与失序,其实都缘于社会权利的失衡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存在的巨大差异。这种权利失衡不断地复制并再生产出巨大的社会不公正与社会的裂痕,日趋呈现出孙立平所表述的结构性的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进而出现行动层面的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趋势,即社会裂痕不断扩大,鸿沟不断加深。

  2000年1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黑社会性质组织”作了如下具体规定:1、组织结构比较严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

  面对中国的社会转型,社会学的想象力至少应涵盖这样三个层面:

  何为“狼奶”?

  走出失衡与断裂社会的道路只能从制度的合理设定与安排中寻找。孙立平指出,权利的高水平均衡在宏观制度框架上将体现为一种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随着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
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成为第三本书的论述主题。当一个社会分化出不同的利益主体、各利益群体之间的联盟与冲突不断发生时,如何使利益博弈合法化,如何使不同利益主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成为可能,国家在利益博弈时代应为何种角色等等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关键在于如何建立利益博弈的机制和规则,国家作为有着相对独立利益与目标的主体,如何实现其超越性与公正性。

  2、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3、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4、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和生活秩序。

  首先是在微观事实与宏观结构之间进行穿梭的贯通能力,即穿透个体经验与社会结构的能力,这是米尔斯本义上的社会学想象力的基本内涵;

  

  断裂三部曲虽然都不乏关注现实、针砭时弊之作,但却不仅仅是时评或政策类的作品。它们既有作者对中国社会现实深切的感受与把握,又有多年来理论创新的抱负;而且于平常中见宏大,于朴素中见深厚的学术功力与社会关怀。孙立平曾将布达佩斯学派对前共产主义国家市场转型的研究,概括为四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无论是对于市场转型的研究,还是对于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研究,布达佩斯学派所关心的主要是其正式组织和制度等结构性特征;第二,对于结构性特征的关注,主要是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的;第三,基本的理论视角是自上而下的,其对精英问题的重视,突出表现出这一视角的特征;第四,作为上述三点前提和基础的,是布达佩斯学派所研究的市场转型国家,主要是东欧,特别是中欧的匈牙利,其市场转型伴随着政体的断裂。如果将孙立平的一系列著作放在有关社会转型的理论脉络中看,其特点和贡献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概括。

  不难发现,上述对法律条文的解释——“称霸一方”、“为非作恶”、“大肆敲诈”也好,“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也罢,多是形容词和描述性语言,很难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和“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界定清楚。至于有人将“中国黑社会组织”区分为劫匪型、打手型、地霸型、欺行霸市型、走私贩毒型、高利放债型等六种类型,则更类似于武林江湖之说,并不能说明黑社会的本质和危害。由此不免让人产生疑问,在黑社会的法律判定和社会界定尚含糊不清的情况下,“打黑”又该如何进行呢?

  其二是穿透历史与现实的洞察能力,即一种通透性的历史能力,具体而言就是贯穿传统社会(或前现代社会)、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解能力与洞察能力。强调这一能力的原因在于,我们关注今天的社会转型,就不能不了解转型前的社会即超过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不能不关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的传统社会——前现代的农业社会是共产主义文明产生的土壤,也是今日社会转型的基础与条件。穿透历史与现实的能力也是社会记忆的能力,如同米尔斯曾强调的“所有名符其实的社会学都是历史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米尔斯,1995)”。

  以“狼奶”表示某种意识形态内容与形式或许不一定全面、准确,但却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和概要性,它突出了作为意识形态的培养、教育功能和潜移默化但却影响至深甚至可以全面完成人的社会化过程的作用。一个人通过教育获取的知识、记忆的历史、习得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当然塑造其基本人格,这一过程比俗话说的“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巫婆学跳神”的表面环境还要内在和深入。当然这一教育形式就不限于教科书和学校教育了,它还可以是历史、文学、艺术、文件、政治宣传和仪式等诸多方式。

  

  其三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对一种文明及其转型的独特逻辑和微妙运作进行解析的能力。我们一直认为,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形式来对待,才能揭示其中的许多奥秘及其内在的机制与逻辑。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水平还是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来看,超过六十年的社会主义的历史都应该是一种“文明”的历史。而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一文明相对于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文明的独特性,这样一种文明中蕴藏着太多等待破解的谜团——它极强大的动员裹胁势能,它改造和重建人们精神世界的能力,它促使人们放弃自我和自由服膺于统一的思想和意志的能量,它作为制度和意识形态运作的实践过程和逻辑,不了解这一切,就无从理解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也无力解释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举例来说,一个人们读了信了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著名作品《半夜鸡叫》可以作为“狼奶”的典型例证。最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由大名鼎鼎的中国“四大地主”(另外三个典型是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之一的周扒皮之曾外孙孟令骞所撰作品《半夜鸡不叫》,全面分析并揭露了这一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让起码两代人耳熟能详、发行量达至500万册、全球阅读并选进了中国的小学课本、还被编成了动画片、成为阶级教育典型教材的出自《高玉宝》一书的《半夜鸡叫》故事,是假的。“半夜鸡叫”是编造的;《高玉宝》这本书的作者可以说也是假的。因为它的真实作者另有其人。孟令骞不甘于阶级斗争思维下可怕的政治帽子带给家族的屈辱,要为自己的先人“翻案”,而他所理解的“翻案”就是还原事实,因为“没有什么比事实更重要”。他花费5年时间,实地走访调查,采访当事人,用心血写成家族史《半夜鸡不叫》,还原了历史和人物的真相:

  黑社会也是社会

  作为同属社会科学门中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同样需要面对上述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的“要命”而“有趣”的问题,然而与其姊妹学科社会学相比,中国人类学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似乎更为突显。作为社会-文化人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和表述形式之一的民族志,在面对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的诸多重大问题时,似乎更显得无效、无能,甚至无声;而且相对于社会学的类似局限似乎有着不完全相同的“短板”。其具体表现有:执著于传统的、琐细的、边缘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有时似乎依然在猎奇或“搜神”,绝少触及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变化和重要问题,与正在发生的重大社会变迁似乎并无关联;以所谓单纯描述文化为主旨,绝少提出和回答社会科学的真问题,缺少理论关怀和创构理论的抱负;自闭于“学术的”象牙塔,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甚至自大自恋,缺少必要的社会关怀和学术担当;面对丰富多样、复杂多变的社会、文化对象缺少开阔的视野和宽厚的胸怀,甚至在学科内部对自己的同行都不能理解、难以包容。这样的“自我中心”和自我放逐只能导致学科的日益边缘化、零碎化、奢侈化,必然无法承担起生产与积累学术知识,并且将社会科学发展为“一种公共智识的工具”、说明和解释“人类的处境”、促使“人类觉醒”的责任与使命。

  周春富,辽南农村的这个勤俭吝啬到极致的小富户,既不是为富不仁作恶多端的地主恶霸,也不是在传统农村占有积极影响的乡绅
,他只是在新旧政权交替的土地革命运动中不幸死于激进的批斗之中的小人物,后来因文盲作家的一部自传体小说,而一夜之间暴得大名,成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地主”代表。这个在意识形态的层层油彩中成为特殊年代阶级教育的反面典型,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各种因素、要件集纳在一起“凑合”而成的产品。

  

  人类学的田野作业和民族志写作是通过对社会与文化的结构性描述建构理论的过程,其方法论核心在于已成为人类学研究典范的“以当地人的观点看问题”(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鉴于上述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的需求与学科自身的特点与局限,我认为有必要将“社会学的想象力”发展为民族志的洞察力(The
Ethnographic
Penetration),亦即以同样充满智慧的心智品质、运用人类学经典的理论和方法,承担起破解和分析社会转型,进而解释和说明人类处境、启示人的觉醒的责任;与此同时,不断推进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和进步,将求知的好奇、破解谜题的乐趣与社会责任、人文关怀融为一体。有人认为,生于中国社会是一种不幸,但我想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生于当代中国社会却是一种幸运、是生逢其时,原因在于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堪称独特、拥有最多人口而且对世界格局有着重要影响的社会,而这个社会又正处于它的大转变时期,正在艰难地探索着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之路。这样一个社会和这样一个时代为学术提供了发展和创新的重要资源和机遇,也成为研究者重要的灵感来源和知识宝库。总之,社会科学应该在其中有所作为。

  从《半夜鸡叫》到《半夜鸡不叫》,至少可以让我们有三个方面的思索:

  按照社会上主流话语的判断,黑社会组织是一种独立于正常社会、具有反社会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和具有严密组织形式的犯罪团体;是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反社会组织。将黑社会定义为反社会组织或具有非社会的性质可能会影响我们认识其真正的组织特性和运作机制。众所周知,人是社会性动物,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不独人类,许多动物也是靠社会性才能生存、繁衍和延续的。人类社会或社群内部有着复杂的结构、等级、规则和观念,并构成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互动。社会性的存在即成为社会的人才能获取必要的生存资源和保护自身的权利,就此而言,以获取和保护利益为目标的黑社会,其性质也不是反社会或非社会的,它仍然是人的社会属性的体现,无论其具体形式是帮、会,还是团、伙,都只不过是人的社会属性的非正常体现,即相对于正常社会的存在。在相当多的社会情境下,黑社会滋生或猖獗,是因为缺少正常的社会保护,社会底层、弱势群体、流民、生存绝望者只能求助于黑社会组织,参与其中或者接受其保护。

  具体而言,何为民族志的洞察力?我们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根据常识,鸡在半夜里不会叫,这是所有在中国农村居住过的人都知道的。

  已成为社会学经典的《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是美国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威廉•富特•怀特在上世纪30年代对波士顿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非法团伙的研究成果,他通过与“街角社会”的密切互动和参与观察,深入细致地描述和分析一个美籍意大利人社区的社会结构、帮派的社会基础、社会空间、内部的等级、互动与规则、与外部社会和政治的关系等。怀特在谈到科纳维尔的非法团伙时用的是“帮”这一概念,他发现“街角帮”的形成和作用其实在于该移民社区中人们的社会性需求,一方面在社区内部,“帮”组织了各种社交活动——形成同龄群体、结交女孩,以及保龄球、棒球、戏剧演出等社会互动形式;怀特所描述的一次团伙之间的冲突,起因竟是由于某一帮“找不到聚会场所”;而另一方面,“帮”作为有组织的社会也和外部世界即美国主流社会发生联系,如参与政治活动,成员的向上流动或者受到某种刻板印象的歧视
。作为“街角帮”的非法团伙,在上流社会眼中与黑社会(underworld
society)类似,但实际上亦是特定人群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

  

  基于现实,地主钻鸡窝叫长工早起干活简直匪夷所思:鸡窝那么脏,半夜起来又那么辛苦,黑了心的地主干嘛不直接把长工打起来下地?何必绕那么大一个弯子?

  黑社会之“黑”在于其缺少正式的合法性,带有地下性质,通常在法律行使不到的地方活动,但既然是“社会”,则有组织性,甚至可以组织严密,有章有法,纪律严明;为了使其能够生存和持续,黑社会亦需获得非正式的社会认可的合法性并遵守某些社会规则,此即所谓盗亦有道。

  一、民族志的宏观视野

  设想一下,黑灯瞎火地下地干活,不怕把庄稼苗锄错了吗?

  如果从一个组织的视角来看,黑社会与一般的社会组织存在趋同性,我们知道,任何社会都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人们的生活不是各自孤立的行为,而是需要通过与其他人的交往互动而实现的,即是在“组织”的框架中进行的。对于各种组织存在着相似的结构,“经济学通常从效率机制和交易成本角度进行分析,而制度学派则强调组织的制度环境,提出合法性机制的解释框架——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价值观念作为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

  

  对这个讲述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故事,人们并没有去想一想是不是合乎逻辑,并没有追问一下其真伪虚实。其实,这正是“狼奶”灌输产生的效果。简而言之,我以为,以欺骗方式制造的、以强制方式推行的、以灌输方式传播的全部统治意识形态都是“狼奶”。其具体表现形式可以是历史、文学、艺术、教科书、文件、宣传、政治仪式(如开大会、标语、口号、语录,阿里郎什么的)。其突出特点一是不顾事实,二是违背常识;有鉴于此,以现实为基础,用常识来思考,我们其实是可以识别和拒绝狼奶的。

  纵观古今中外的黑社会或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恐怕不难发现它们的一些组织特征。例如,其发生过程多有制度性弊端突显、法制不昌、战乱、动荡或社会断裂作为条件。许多黑社会组织的成员都并非大奸大恶之人,而只不过是在巨大的社会矛盾和社会不公正面前无法正常生活、无法保护自己权益的社会下层民众。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官逼民反造就的水泊梁山,还是清末民初以来各地的“匪患”,甚至闻名世界、屡剿不灭的意大利黑手党,都需从一个社会结构的视角加以分析。黑社会是被抛出正式社会结构之外的社会,是非法存在的社会,但其也是社会组织,其内部的高度组织化、有规则和纪律、行动的有效使之对整个社会发生重要影响。无论是杀人越货、为非作歹,还是劫富济贫、除暴安良,其搅动整个社会、带给人们巨大不安的现实是让人无法忽视的。

  社会-文化人类学经常受到相关学科的质疑和批评,最重要的批评之一就是“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研究经常专注于各类小型社会,诸如族群、部落、社区或某类小共同体,对本土性的、地方性的文化小传统做细致入微的描述,但却少有宏观视野和理论关怀,因而至多只能展示大千世界无限多样的生活现象中的一种或几种片断,所提供的研究结果就学术的普遍意义而言“没有代表性”。

  

  黑社会通常具有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其与正式制度和官府的复杂关系。其形式无论是聚啸于山林的土匪,还是居住于市井的帮派,都或多或少地与官府相勾连,有时是被清剿的对象,亦时常被招安或被利用,甚至形成民众所深恶痛绝的官匪一家、兵匪一家、警匪一家的情形。即使在声称已经清除了黑社会组织、至今仍然不认为有典型黑社会存在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与正式权力勾结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甚至一些基层政府的黑恶化也已经不容忽视地提上了治理的议程。

  若要使民族志研究超越具体经验对象的局限,我们立刻会想到“社会学的想象力”:在微观现象与宏观结构之间进行穿梭,将“具体情境中的个人烦恼”转换为“社会结构上的公共议题”的能力。我们在此提倡民族志的宏观视野,就是强调在微观与宏观之间建立联系,或者说细微处入手,宏观上着眼。

  凶残——狼奶的本质特点

  

  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从其诞生时起就不是仅仅满足于微观社会和文化细节的描述。以现代科学民族志奠基人之一的马林诺斯基为例,他的奠基之作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微观材料与宏观结构之间的关联,他认为,“可接受的民族志工作的首要条件就是,它必须把该社区中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的所有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因为这此方面是如此错综复杂,以至不把所有方面考虑进来就不可能理解其中的一个方面”(马林诺斯基,2002,前言2)。对于“库拉”交易的研究,要把整个制度摆在我们的镜头之内,让它呈现出一个清晰的形象;此外,研究者还要将所见所想传递给同行考查,因而对经验材料要进行概化(generalization),提升为理论;而且“库拉”所代表的基本的人类活动和人的思想观念的形态,可以期待在不同的民族志地区找到有关或类似的现象。不仅如此,马林诺斯基还进一步指出,从当地人的视角得到所描述事物的生动形象、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构成其文化独特的体谅生命和世界的角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不健康的社会肌体上的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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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奶含有凶残、嗜血、横暴而又狡诈的毒素,因而久喝“狼奶”会具有狼性(其实是人性之恶)。表现在人类社会中,“狼奶”所培育的首先是仇恨。仇恨这种情愫泯灭人类的共同价值和理性,丧失所有的爱心、怜悯、慈悲和正义感,将所有对手视作死敌,将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视为“其乐无穷”的事;权势需要时甚至可以将同志同伴至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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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恨所导致的行为一定是暴力;过度的残忍,不必要地使用暴力,必将对方至之死地而后快。这种暴力可以说是人类所特有的,因为动物的杀戮是为了生存和繁衍,只有人类会以杀戮动物甚或同类为目的,因嗜血而产生快感。

  中国当前的“黑社会”问题,无论我们称之为“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还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都已经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客观事实。黑社会是社会肌体上的毒瘤、恶疾,而且是不健康的社会肌体上的恶疾。如果用一个病理学概念作为比喻,就如同生命有机体的免疾系统出了问题,其正常功能丧失,无法抵御细菌、病毒,因而导致社会的癌症和顽症,且无法通过治标例如切除法而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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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恨和暴力至上当然不会懂得Living and Let
living的道理,因而决不懂得沟通、协商、妥协和让步,不会博弈;也决不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而会只强调你死我活,把暴力斗争推演到极致。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斯大林的大清洗,红色高棉的大屠杀和我们知道的种种极端暴力均属此类。

  对黑社会一定要将其放在体制或制度背景下才能看清其实质。中国当下所处的总体性社会或称为后总体性社会,是权力独大、权贵结合、权比法大的社会。具体而言,政府的力量和控制空前强大,市场亦受到权力的支配和影响,而社会受到权力与市场的合力挤压空间狭小、力量十分薄弱甚至缺如。在此情境下正常的社会生活与社会组织必然十分稀缺和弱小,国家、市场、社会的三维均衡态势无从形成。这些社会结构性特点正是黑社会现象产生的土壤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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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此而言,老干部把文革中的红卫兵称作“喝狼奶长大的一代”是有道理的,他们将上述凶残特性发挥到极端。他们崇拜强权统治,酷爱阶级斗争,要打倒和铲除几乎所有人类文明成果和真善美的东西,甚至可以下手打死自己的老师、同学,与父母家人划清界线……。当然,这些凶残和暴力的源头并不在这些“喝狼奶”的红卫兵,而在于“狼奶”和狼奶的制造者。

  在一个病态的社会中人们首先发现的是社会信任不复存在,特别是公信力丧失,而且越是来自官方的、专家的、权威的信息和说法公众就越是不相信。人们日渐发现,不仅身边的男人靠不住,女人靠不住,兄弟靠不住,公司靠不住,而且领导也靠不住,组织更靠不住。信任结构崩塌带来的明显后果首先是社会交易成本激增,社会交换和社会生活无法正常进行。这样的市场环境、社会生态会让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不堪其累,因为即使最普通的需求的满足也会让人感觉是处处是陷阱、防不胜防。没有足够的“精明”,只能自认倒霉。此外,就整个社会而言,没有合理而有效的制度保证契约信用关系和规范的市场,人们只好诉诸暴力,以暴力维持秩序,或者依靠暴力组织得到保护,而这必然带来黑社会的兴起。

  

  孙立平在前几年即提出防止社会生活“西西里化”或“那不勒斯化”,即是从社会信任问题着眼的。在这两个以意大利黑手党活动猖獗而著称的地区,人们普遍地缺乏相互信任,在这种自私和缺乏信任的社会中,由于不存在最基本的公认规则和信任、缺少正常的社会交往方式,人们若想在交换和竞争中获取利益或处于有利位置,只能仰仗暴力和暴力组织。“他们在争夺中最现实的目标不是战胜对手,而是伤害对手。人们唯一的目标,就是从比自己地位高的人那里寻找特权,向跟自己地位相同的人强行要求特权,并把最小的一部份分给地位低的群体”。而黑手党的组织和行动方式无疑是最适应这种环境的。黑手党的成功“不仅在于它能够防御性地应对信任的缺乏,而且也能使用残忍的、必要的暴力手段,通过不断地排外,把不信任变成有利的行动。它最重要的行为就是在尽可能大的领域内垄断尽可能多的资源”。黑手党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造就了当地畸形的社会规则与秩序,“一种以强化不信任为机制、以暴力为基础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暴力成了社会运作的主要机制,而同时存在的黑社会规则又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暴力的使用。因为仅有暴力的威胁还不够,合作必须依赖于经济利益这个更强有力的武器。而在群体内部,当面临被捕或生命威胁时,团结一致能减少违法活动的风险;在群体外部,则可以形成更广泛的经济联系:如通过腐蚀公务员、向参选者提供支持等方式获取更大利益。这就是黑手党参与社会生活的最基本原则。

  欺骗——狼奶的制造过程

  不难想象,由黑社会组织来控制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必然使丛林法则盛行于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来整个社会的西西里化。

  

  其次,中国社会最危险的、引起人们忧心忡忡的是权力自身的黑恶化,以及由权力黑恶化所导致的社会溃败。权力的黑恶化主要体现为地方权力部门和基层官员的流氓化、犯罪化,亦即黑社会化。

  前文所述《半夜鸡叫》故事的产生就是狼奶的制造过程。现已得知,“周扒皮”的制造经过是这样的:1950年代初期全军全国范围大扫盲。文盲战士高玉宝表现积极,用画字的方式写自传。(高玉宝早年画的字,后人在他90年代开始展示的入党申请书可以看到)被部队推为典型上报上去。穷苦出身的战士不仅学文化还能写书,批判旧世界歌颂新世界。为了把这个典型放大,部队派专业人士帮助高玉宝。要体现旧世界之黑暗,地主阶级之罪恶,为了使书更能教育人,就要进行加工。为了表现真实,书中一切采用真名真姓真地点,自然发生的“故事”就是真实的。(

  体制内的违法犯罪行为一方面是指权力部门以违法的甚至犯罪的方式“执法”,近年来层出不穷、匪夷所思的案例诸如“处女卖淫”、“夫妻嫖娼”、“纸币开铐”,一连串的“躲猫死”、“洗澡死”、“做梦死”、“掉床死”、“发烧死”、“自缢死”以及最近的“喝水死”和警察枪毙村民,让人不由得感叹中国百姓真是生的平凡,死的离奇。凡此类事件均可视为权力失控而造成的犯罪,权力的黑恶化不仅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而且使自身丧失其合法性,进而失去司法行政体制的社会公信力,导致尖锐的官民对立和社会冲突。事实已经表明,社会上每次群体性事件的背后几乎都有上述“离奇”之举作为导火线。

  乔治•奥威尔的杰作《一九八四》寓言式地描述了作为意识形态控制的“狼奶”制造方式:在奥威尔笔下的大洋国,设有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和艺术,而主人公所在记录司的主要工作就是涂改记录、伪造历史、删除记忆。这一社会的控制者有意识地、有步骤地修改和消灭过去,他们把过去塑造成他们所希望是的样子,使思想者失去了可供比较和判断的标准。在此,历史实际上被冻结了。种种历史记录被有计划地焚毁,各种各样的报刊被不断地修改,使人产生执政者永远是正确的印象,这也就是所谓“控制过去就意味着控制现在和未来”,因为过去是存在于各人的记忆和历史的记录之中的,通过焚毁和篡改历史的记录,通过抑制和消除个人的记忆,思想实际上就被切断了它最重要的一个源泉,思想河流就趋于枯竭,或者只能沿着控制者指定的渠道流淌。

  权力黑恶化的另一重要表现是正式权力与黑社会的勾结。人们屡屡发现,一些政府部门在处理某些遭遇民众反抗的棘手事件时经常会雇用流氓、打手、混混等类黑社会成员,例如反抗拆迁、业主维权等活动,进行到一定阶段时总会有类似于黑社会人员出面打、砸、抢、烧,造成流血事件。基层政权与黑社会的勾结,一方面完全可能使原本尚不成形的黑社会组织壮大起来,另一方面当然是基层政权自身的流氓化、黑恶化。此外,一些官员与资方代表共同出入酒楼、夜总会、洗浴中心,动辄一掷千金、吆五喝六甚至欺行霸市,全然一副黑社会做派;更有一些地方不乏政府官员或执法人员与黑社会团伙合作,参股投资、提供保护开妓院或参与走私等违法犯罪活动。已经被打击的多个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案件中,都不难看到官员甚至是相当高级别官员的身影。这也就无怪乎民谣所云:过去土匪在深山,现在土匪在公安;过去流氓在市井,当今流氓在市府。

  不断修改的工作不仅适用于报纸,也适用于书籍、期刊、小册子、招贴画、传单、电影、录音带、漫画、照片——凡是可能具有政治意义或思想意义的一切文献书籍都统统适用。每天,每时,每刻,都把过去作了修改,使之符合当前情况。这样,党的每一个预言都有文献证明是正确的。凡是与当前需要不符的任何新闻或任何意见,都不许保留在纪录上。全部历史都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这一工作完成以后,无论如何都无法证明曾经发生过伪造历史的事。一切都消失在迷雾之中了。过去给抹掉了,而抹掉本身又被遗忘了,谎言便变成了真话。

  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带来自身的腐败,而且导致整个社会的溃败。我在几年前的“黑砖窑”事件时曾经分析过失控的权力会带来整个社会生态的恶化:谋利型权力的实作逻辑是,有利则逐利、争利、夺利;无利则放任和放弃。21世纪的奴隶制黑砖窑现象是基层政权以黑社会方式丧心病狂地逐利、同时上级部门因无利而放任和渎职所造成的。如果没有权力的黑恶化,人性不会变得如此邪恶,人心不会如此麻木,资本之恶也不至发挥到如此淋漓尽致。制度、文化、人性恶性互动,共同在“黑窑”中沦陷。这是权力腐败导致底层生态的丛林化和整个社会生态恶化的典型个案。

  谎言载入历史而成为真理的情形在许多社会中发生过,我们对此并不陌生。奥威尔在书中写到的一句口号揭示了历史与权力的关系:,“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涂改记录、虚构历史、删除记忆,是狼奶最基本的生产机制。

  

  

  从根本上治理黑社会问题需要依靠法制建设和社会建设。黑社会的产生缘于法治不兴:恶法当道,有法不依,权比法大。如果不依法治理,即使是正式权力使用非法手段去对付黑社会,也会把“打黑”变成“黑打”。此外,正常健康的社会的发育是消除黑社会土壤的治本之策。如前所述,权力不受制约是导致权力与黑社会勾结和权力自身黑恶化的主要原因,而能够制约权力的重要结构性维度就是社会,公民的社会权利要靠法律保护,要在社会参与中才能落实。公民社会的建设,正常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是消除黑社会现象的前提与环境;公民社会建设、公共意识形成、公开公正的社会机制才能对权力有所限制。其中的道理十分简单:没有公开透明,只会是黑箱操作;缺少公民社会,当然就只有黑社会了。

  强制——狼奶的灌输方式

  当前的中国社会面临着双重的组织困境:一方面是公民社会受到权力与市场的连手压迫不能正常形成、发育,其生存都缺少必要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则是权力的黑恶化和为所欲为。人的本质属性——社会性与权力控制社会、限制社会正常发育之间存在着巨大张力,黑社会现象频发即其表现之一。有鉴于此,唯有实行宪政民主,推进政体改革,权利制衡权力,建设公民社会,认同普世价值,汇入文明主流,从制度变革入手,建立制度、文化、人性的良性互动机制,开放社会空间,形成正常的公共生活,才有可能抑制权力腐败与社会溃败,从根本上解决黑社会问题。

  

  

  狼奶生产出来是为了让人喝下去,但这一接受过程不能允许让受众有所选择,因而只能采取强行灌输的方式。没有选择于是就只允许存在一种声音,只能用一个脑袋来思考,强调思想的统一、行动的统一、心灵的统一,“全国山河一片红”;所有一元以外的多元、红色以外的缤纷、同一以外的差异都被视为异端邪说、阶级异己,为必在铲除之列。

  2010年3月3日

  没有选择当然就不会有比较、有思考、有质疑,只能相信谎言是真实的,而且是绝对真理。于是就形成奥威尔所描述的“一种诚实的自我欺骗,从而达到控制者所希望的思想定向”。而参与伪造者“一方面你必须意识到你自己在伪造纪录,另一方面,你必须忘记自己在进行伪造,必须将伪造看作是真实发生的,这样的伪造才是真实的。因此,必须在伪造的同时忘掉伪造,这个过程必须是不自觉的,否则就会有弄虚作假的感觉,因此也就有犯罪的感觉”。

  来源:《社会学家茶座》2010年第2辑 总第35辑。

  灌输的主要方式是一种Propaganda,而且常常是先声夺人、不由分说、不容质疑和气势凶猛的Propaganda,从而达到一种裹胁群众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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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威尔几乎天才地预言了灌输绝对真理所达到的效果:“是一种庞大、可怕、闪闪发光的东西,到处是一片钢筋水泥、庞大机器和可怕武器,个个是骁勇的战士和狂热的信徒,团结一致地前进,大家都思想一致、口号一致,始终不懈地在努力工作、战斗、取胜、迫害——三亿人民都是一张脸孔。好像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压着你——一种能够刺穿你的头颅,压迫你的脑子,吓破你的胆子,几乎使你放弃一切信念,不相信自己感官的东西。到最后,党可以宣布,二加二等于五,你就不得不相信它。他们迟早会作此宣布,这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所处的地位必然要求这样做。他们的哲学不仅不言而喻地否认经验的有效性,而且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常识成了一切异端中的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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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欺骗、蒙蔽和强制方式制造和灌输狼奶的后果我们已经看得太多了,久而久之必定使喝狼奶长大的失去善良品性,崇拜强权和暴力,认同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主张极端民族主义等等,而且导致是非不明、好歹不分、思维混乱、头脑僵硬。最糟糕的是丧失现实感、常识性和辨识能力。喝狼奶当作母乳,饮鸩毒以为甘露,一个以狼奶为精神食粮的民族必将背离文明、进步的主流,否认人类普世价值而蹈入万劫不复之地。只有揭露狼奶、识别狼奶,断狼奶而换以人食,使社会成员特别是年轻一代有健全的头脑和心灵,具备作为公民的常识与现实感,这样的社会才可能有光明的前途。让我们为断狼奶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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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立春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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