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16日法国《世界报》发表埃里克·勒布歇的文章:“自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以来,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其领导层决心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力争2020年时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加到目前的4倍。
……又到了中国回到世界中心的时候了。”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0日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如此总结邓小平留给后人的六大遗产: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无比坚定的崇高品格;学习他对人民无比热爱的伟大情怀;学习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学习他不断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学习他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学习他坦荡无私的博大胸襟。

内容摘要:

编者按: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网党史百人谈频道陆续推出三期纪念邓小平同志专题。

对邓小平“人才思想”的历史追溯: 劫波渡尽 草木春晖

  研究中国历史不难发现:以前,中国的改革者很少有成功的,即使成功了也不持久,改革者自己的命运也大多很惨。如古代的商鞅、王安石和近代的“戊戌变法六君子”。究其原因,是中国的封建文化影响深重,既得利益者竭力维护旧秩序和既得利益格局。

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20日举行座谈会,新一届领导集体齐聚一堂,缅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高度评价其历史功绩。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全面加强作风建设,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关键词:

〔摘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不断写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这其中邓小平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更是光彩夺目、熠熠生辉。他以其特有的个人禀赋、非凡的人格魅力,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对“文化大革命”、中国发展落后状况和当时国际形势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开启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探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坚持、完善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土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樊洪业
1979年11月1日,人民大会堂中喜气洋洋,邓小平在纪念中国科学院建院30周年的茶话会上致词,中心话题是人才问题。他在表达对中国科学院的期望时说:展望未来是八个大字:“繁荣昌盛,辈出人才”。两次会议的并行主题:
科学技术与知识分子
毛泽东在1955年初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搞科学,革愚蠢同无知的命”,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
中共中央于1956年1月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提出,“要集中最优秀的科学力量和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科学研究方面。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这次会议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知识分子政策的基础,也由此开辟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新纪元。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中国科学院努力凝聚和培养人才,建设多学科集成的、具有综合攻坚能力的“国家队”,创造了“文革”前的十年辉煌。
“文革”十年中,科学家被列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国家科技事业备受摧残。面对如此局面,“文革”期间邓小平复出之后,即出手抓中国科学院的整顿。“文革”后他再次复出,又是首先抓科学和教育。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针对在“文革”期间居于统治地位的上述两个观点,邓小平鲜明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这是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拨乱反正,它也又一次表明,发展科技事业,必然要同步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从《十四条》到《汇报提纲》
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文化传统中所提倡的“德才兼备”,被改造为“又红又专”。然而,由于往往把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匹配在一起,所谓“红”,似乎又成了大多数科学家先天缺失的人格要素。
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联署向中央上报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邓小平称其可成为“科学工作中的宪法”,而这十四条中的第一条,就明确提出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当然,这里讲的人才,是以对“红专”关系做出重新诠释为前提的。
但一进入“文革”,邓小平肯定《十四条》的那几句话首当其冲地成了他执行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罪证”。
1974年12月,毛泽东在为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拍板时,称邓小平“人才难得”,让他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一时间,人们对久违了的“人才”二字不再噤若寒蝉,邓小平后来曾说“扪心自问,这个评价过高。但这句话也说明人才是重要的”。
9个月之后,邓小平在听取胡耀邦、李昌等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汇报《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时,特别强调科研队伍的建设,话里话外的潜台词是“人才”二字。从“尊重人才”到“人才强国战略”
在邓小平听取《汇报提纲》的插话中,“埋伏”着他丰富的人才思想,但鲜明地提出“人才”命题,是在一年半之后。
1977年5月,邓小平在即将复出之际,与方毅(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第一副书记、副院长)和李昌(原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将任院党组副书记)谈话时指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要从科技系统中挑选出几千名尖子人才”。鉴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思想氛围,他提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41页)
在此后召开的各种重要会议上,如科教工作座谈会和全国科学大会等,邓小平一直反复论述人才问题,用以唤起全党全国的注意。“两尊重”成为拨乱反正时期最深入人心的口号,与此相随,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则相形淡化。
回顾历史,是邓小平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转折中,率先把传统的“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引向新的政策思想焦点——“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988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谈话时特别强调“我这里说的关于教育、科技、知识分子的意见,是作为一个战略方针,一个战略措施来说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275~276页)这里又把政策问题提升到战略高度。
到1995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科教兴国”战略,2003年12月又提出“人才强国”战略。应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经验之后的理论升华,而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正是邓小平。

  但历史已经证明,邓小平的改革取得了成功,邓小平改变了中国。值得探讨的是:邓公如何能改变中国?这方面的论述已经很多,笔者着重谈以下三点:<<<<<<您认为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成功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欢迎发表评论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秦宣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的讲话,既充满感情,又针对现实;既具有宏大历史视野,全面肯定了邓小平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的贡献;又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把邓小平的贡献放在世界范围内来评价,“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而且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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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开创

小平同志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就是要看得远一点”

  首先,邓小平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我们民族性格。东方网曾调查“您认为小平同志影响最大的经典话语是什么?”。按得票多少依次为:1.“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2.“发展才是硬道理”3.“不管是白描还是黑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4.“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5.“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6.“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7.“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大胆地试,大胆地闯”8.“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充分显示,邓公对中国人民的影响是多层次的,全方位涤荡了国人保守的封建文化,培育了改革的土壤,使“文革中”扭曲的民族性格,变得自由并勇于追求真理。

秦宣说,在近万字的讲话中,习近平总结的邓小平的留给后人的六大政治遗产最引人注目。这六大遗产既是邓小平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高度概括,也对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具有重要指引作用。胸怀远大、热爱人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高瞻远瞩、坦荡无私既是对党员干部自身品格的要求,也是对当今时代对执政党的要求。

——1977~1979年的中美关系

1978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不断谱写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这其中,邓小平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更是熠熠生辉、光彩夺目,必将永载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

□柳怀祖
1973年3月,小平同志和重病中的周总理批准了我国高能物理和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基地的建设项目。从这时开始,笔者参与了我国高能加速器建设工程的组织工作,有幸在以后的十几年中多次见到了邓小平,这位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巨人,多次聆听了他的教诲和指示。“就是要看得远一点”
1977年,再次复出工作的小平同志以我国高能物理和高能加速器研制工作为例,反复强调基础科学的重要性,针对文革中否定基础科学的左的思潮,多次向有关领导同志讲,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要看得远一点。1977年9月,一位欧洲核子中心的科学家问小平同志,你们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搞这个高能加速器?小平同志的回答是,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不能只看到眼前。“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
1980年下半年,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有关部门决定让刚刚准备动工建造的400亿电子伏特质子加速器工程下马。这时,小平同志指示当时主管科技工作的方毅同志就建造高能加速器问题广泛征求科学家的意见,充分论证,提出新的方案。
中国科学院正式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在北京建造2×22亿电子伏特的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方案。尽管当时仍有不同意见,但小平同志果断决策,亲自批示:“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正是这一果断决策,结束了我国重要基础研究之一的高能物理多年徘徊不前的局面。
此后,小平同志亲自决定由曾参与过“两弹”研制组织领导工作的谷羽同志具体领导这项工程,从组织上对这项工程给予落实,并于1984年10月7日到建设工地参加了奠基典礼。“把世界先进的东西作为
我们的起点,这就要引进技术”
早在1977年谈到高能加速器的建设时,小平同志就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搞科学技术对外开放和进行引进的战略思想。他说,造加速器可以请外国科学家帮我们搞一下,这样快一些,也省一些。能够自己搞的自己搞,但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要怕丢丑,科学本身是老老实实的,就是要实事求是。我们就是要把世界先进的东西作为我们的起点,这就要引进技术。他同时强调,要培养我们自己的人,主要还是靠我们自己搞,别人只是帮助。
1979年初,小平同志访美时,由他决策并与卡特总统共同主持下,中美签署了在高能物理研究领域合作的执行议定书。这是两国第一个科技合作项目的协议。后来他还批准了在美设立高能物理引进工作的办事处,这在当时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的加速器
必须保证如期 甚至提前完成”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由几万台集中了多种高技术设备组成的复杂而巨大的系统工程。小平同志在工程开始前就对工程的组织和指挥问题作了一系列十分重要的指示,他强调,应该统一起来,不要各自为政。他亲自为工程建设作了明确的分工,并提出了要用计算机指挥操作的现代化科学管理方式。整个工程进行中,小平同志始终十分关心工程的进展情况。工程的每一期情况简报都直接报送到他那里,他还多次听取工程主管人员的汇报,并作了一系列十分重要而又具体的指示。
1988年10月24日,小平同志又来到四年前他亲自奠基的地方,和建设者代表一起庆祝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成。他说:“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历史雄辩地证明:没有小平同志,就没有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第二,邓小平的改革是以制度创新为中心环节,涉及政治、经济和人事等核心领域。例如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和建立退休制度、党政分开、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干部能上能下,以及“一国两制”。面对问题,邓小平主张“都要当作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提出来,作进一步的研究。研究时可能还要接触到别的体制问题。”他不是把制度当成“一种手段”,而是强调“政治程序的制度化”。把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事务及其他民主权利,有步骤地用国家制度和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这就使改革的成果得以巩固和持久。

秦宣注意到,习近平用了六个“最”来描述邓小平留下的这六大遗产:最鲜明的政治品格、最深厚的情感寄托、最重要的思想特点、最鲜明的领导风范、最恢宏的革命气度、最光辉的人格魅力。

傅高义

深刻的反思伟大的转折

邓小平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一所负有特殊使命的学校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邓公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他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与那些打着“改革”的旗号为自己谋私利的人的本质区别。他制定的制度,尤其是领导人退休制度,他首先遵守。美国出了一个华盛顿,在1796年的告别演说中,他谢绝将自己列为下一任总统候选人,希望通过选举来托付治国的重任,从而成就了美国的持久辉煌。这一年,中国整整作了61年皇帝的乾隆传位给嘉庆。将近200年后,中国的邓小平做了和华盛顿同样伟大的事情,他改变了中国,成就了中华民族的复兴!

具体说来,这六个“最”均有现实可寻。理想品格一直为习近平高度重视,习近平对党内常说的一句话是“理想信念不坚定就会得软骨病”;热爱人民的伟大情怀是立场问题,只有热爱人民,才能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实现人民共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是中共重要思想路线,是马列主义的精髓;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在破解改革瓶颈、开创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中格外珍贵;博大胸襟则是进行党风建设、保持党的纯洁性的必然要求,是中共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法宝。

【作者简介】(美)傅高义(Ezra F.
Vogel),教授,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

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但是,这一愿望的实现在此后两年中遇到严重阻碍,党和国家工作在前进中出现了徘徊的局面。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中国再次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怎样才能开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路,邓小平把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反思贯穿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从对历史的深刻总结中得到借鉴,凝聚拨乱反正、开辟新路的共识;从对现实的准确把握中发现差距,汇聚改革开放、开拓前进的力量,从而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历史性转移。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供稿)
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缅怀伟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做出卓越贡献的同时,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全体师生员工更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一份特殊的怀念。伟人关怀下诞生的一所负有特殊使命的学校
1966~1976年,10年的“文革”浩劫致使中国科学院及所属大部分研究所近乎瘫痪。文革浩劫结束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清醒敏锐地意识到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考虑到中国科学院在新中国研究生教育历史上的主导地位和作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将带头恢复并加快发展我国研究生教育的重任,委托给了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经过认真研究,于1977年9月5日向国务院报送了正式报告,明确提出“在北京成立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该报告获得了邓小平同志圈阅同意,经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1978年3月正式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研究生院——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
据当时参与我院研究生教育恢复工作的几位老同志回忆,在研究生院为缓解校舍紧张而暂借原北京林学院教学大楼作校舍、调遣基建工程兵承担修建校舍任务,以及将相关占用单位迁出玉泉路教学园区等涉及建校和办学的许多具体事宜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得到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和指示。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做出在中国科学院创办我国第一个研究生院的重要决定,成为我国全面恢复研究生教育制度的标志。1978年,中国科学院率先招收了我国恢复研究生教育后的第一批研究生。知识创新工程试点阶段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
2000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批准,我校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北京)正式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并形成由设在北京的研究生院总部及集中教学园区,分处各地的研究生教育基地、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共同构成的组织体系。更名后的研究生院,按照“三统一、四结合”(统一招生录取、统一教育管理、统一学位授予;院所结合的领导体制、院所结合的师资队伍、院所结合的管理制度、院所结合的培养体系)的办学方针,对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教育资源实现了战略重组。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进一步明确了“科研与教育并举,出成果与出人才并重”的方针,迅速加快了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强了研究生院的建设。研究生院从2001年到2004年,实现了连续4年招生规模平均22%的快速增长,2004年录取博士生4929名、硕士生5867名;目前在读研究生22920名,其中博士生11330名,分布在集中教学园区和104个培养单位。努力实现“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战略目标
面对当代以科技和人才为核心的激烈的国际竞争,按照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党中央、国务院支持中国科学院率先实施国家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中国科学院不仅承担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神圣使命,还履行了培养高科技人才的神圣职责,明确了“科研与教育并举,出成果与出人才并重”的方针。2001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更名成立,中国科学院党组同时提出了研究生院“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战略目标。
现在,在国家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的推动下,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工作已经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起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为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提供人才保证的新的历史重任。

  埃里克·勒布歇在《世界报》的文章最后说:必须强调的是,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其人均GDP尚不及美国的1/6,这也是日本1950年时的起点水平。庞大的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管理混乱、效率低下等问题,为其提供贷款的银行积累了大量坏账。中国能源极度缺乏,同时城乡差距日益增大。

秦宣特别提到,“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是首次出现在最高层对邓小平的正式历史评价中,“战略思维与习近平之前提到的顶层设计一脉相承,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从全局上思考问题,在关键时刻作出战略决策。对于中国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内容提要】
1977年7月邓小平复职后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已经在中美关系上取得重大突破。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邓小平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1977年8月22日邓小平会见万斯时,明确提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必须坚持废约、撤军、断交三个条件。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成功访问北京后,中美就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在北京展开。由于担心中美建交的消息泄露到支持台湾当局的美国国会,双方商定将计划于1979年1月1日发布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声明提前到1978年12月15日宣布。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1979年1月底邓小平访问美国,为中美经济和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

邓小平与中国科技大学: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

  要持续中华民族的复兴,一方面要继续加强我国的民主和法治,另一方面要重用人才。《邓小平文选》多处提到重用人才,如第2卷第70页:“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论资排辈是一种习惯势力,是一种落后的习惯势力。”

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具体改革主张,但习近平在讲话中共有18次提到“改革开放”,分别伴随邓小平历史功绩和六大遗产字里行间。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社长谢春涛告诉中新社记者,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成绩举世瞩目,他所说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领导中共有步骤地展开各方面体制改革,勇敢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奠定了今天中国深化改革的基础。今天中共如此高规格缅怀邓小平的伟大功绩,本身就意味着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将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关 键 词】邓小平/卡特/布热津斯基/中美关系

“文化大革命”对党、国家和民族造成全面而严重的危害,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党的建设等方面都产生了灾难性后果。政治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极不正常,尚不健全的民主法制遭到巨大破坏;经济上,发展速度缓慢,效益普遍大幅度下降,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思想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左”倾错误理论泛滥,一些人混淆了敌我界限和是非观念;文化上,科学文化事业和民族传统文化受到极大破坏,文化事业出现严重倒退局面;党的建设上,搞乱了党的指导思想,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败坏了党的作风,降低了党的威信和凝聚力。

□丁世友 蒋家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我党亲手创办的最成功的著名大学之一。办学短短45年来,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取得累累硕果,是与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人的关怀与帮助密不可分的。
亲自决定创办中国科技大学
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虽拥有众多的高级科学人才,但急需补充优秀的后备队伍,特别是国内新兴技术学科方面的尖端科技人才,而从高等学校分配的毕业生数量和质量都难以满足需要。
1958年5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代表科学院党组向负责全国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副总理和中宣部呈交请示报告,建议由中国科学院试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6月2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予以讨论,并在聂荣臻副总理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上亲笔批示:“书记处会议批准这个报告,决定成立这个大学。”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也审核同意书记处的决定。
9月20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正式成立并举行开学典礼。直接推动科大第二次创业
文革中,科大遭到严重破坏,1970年学校被迫由北京迁到安徽合肥,大批设备损失,大量教师流失,办学条件十分艰难。
1975年9月,邓小平受周总理的委托主持国务院工作,大刀阔斧地进行治理整顿,其重点之一就是中国科学院。他强调:“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
1977年9月,中国科学院向国务院提交《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几个问题的报告》,提出要采取措施加强科大的教学、科研工作,扎根安徽,把科大办成一个能够独立进行高水平教学和科研的重点大学。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批准同意。从此,科大走出低谷,各项事业迈向一个新的起点。
科大由此掀起了改革开放新高潮。严格入学考试、加强基础课教学、创办少年班、试办研究生院、选派优秀教师出国深造等一系列重要举措,不但为科大的快速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在全国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中起到示范和激励作用。中国科技大学迈出了第二次创业的坚实步伐。
1983年,国家决定在“七五”期间重点投资建设一批大学,当时的科大校长严济慈向邓小平同志上书,建议增列科大为重点建设大学。仅过6天,一直关注科大发展的小平同志即批示:“据我了解,科技大学办得较好,年轻人才较多,应予扶持。”关注同步辐射实验室和少年班
为了早出人才,快出人才,中国科技大学于1978年开始试办少年班。1983年12月,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向邓小平同志建议:“国外认为,搞软件15~18周岁较有利。”邓小平同志说:“科大少年班可以搞。”在他的鼓励下,科大少年班设立了计算机软件专业,为国家培养了一批软件神童。1984年8月,邓小平同志对少年班建设做出较高评价:“少年班很见效,也是破格提拔,其他几个大学都应该办少年班。”
邓小平同志对高科技发展十分关注。1983年4月,国家计委正式批准立项,在中国科技大学建设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这是“七五”期间国家重中之重的重点工程。然而,到了1985年,经济进入调整时期,工程建设面临着下马的危险。严济慈将此事报告给邓小平同志,中央先后派胡启立、宋健到科大了解情况。在小平同志的支持下,同步辐射实验室工程不仅没有下马,反而克服困难,加紧建设。1987年,直线加速器建成出束;1989年4月,光源装置基本建成。加速器建设的成功,是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决策的成功典范。

  中国所有的问题,最终都可归结为人才问题。例如:人才,是开发核心知识产权,创民族名牌产品的关键因素;人才,是实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核心力量。总之,民族复兴靠资源,靠大干,靠招商引资、靠资本运作都不是根本,根本是民主法治前提下的重用人才。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昔日邓小平关于改革的形象描述再次被提及,今天听来依然振聋发聩。

邓小平在1977年年中意识到,尽管他不能立刻解决中国与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政治问题,但他相信,中国至少可以开始为科学技术现代化做准备。在他看来,科学技术实现现代化,其他三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也会随之实现。他认为,科学技术属于全人类。中美科学家在20世纪上半叶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在30年之后依然存在,尽管许多人已经去世,但在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科技交流可以先行。事实上,科技领域很快就成为中美两国接触的先导领域。[1]

在亲身经历“文化大革命”的种种磨难后,邓小平痛定思痛,反复强调要冲破“左”的思想束缚,使党重新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在邓小平的大力推动下,1978年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我们党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只有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党才能够真正汲取“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教训,才能够真正开始全面的拨乱反正。

邓小平与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填补遥感卫星事业空白

谢春涛说,二三十年前的这些话今天听起来并不陌生,就是因为这些话在今天的现实中依然有所指,依然具有普遍性和针对性。当前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仍然需要敢试敢闯的精神;当前不少领导干部身上发生了腐败问题,依然需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去解决;当前公平正义成为老百姓的最大期待,依然需要“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

第一个对外开放的现代化领域:科学技术

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开展,全党逐步凝聚起共识,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和全面拨乱反正的时机已经逐步成熟。邓小平审时度势,在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前,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建议。中央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并就全面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以及端正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在中央工作会议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决定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重大决策,使党长期以来未能实现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得以顺利实现。邓小平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以后的实践看,这条路线是对的,全国面貌大不相同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页。)“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6页。)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为标志,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由此扬帆起航、破浪前进。

 (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供稿)
中国科学院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以下简称地面站是我国对地观测遥感卫星综合性数据接收、存档、处理、分发机构,是支撑我国遥感应用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平台。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期间签订《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引进先进技术,在中国建设遥感卫星地面站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经过7年的准备,1986年12月地面站建成并正式运行,开始向我国遥感用户提供国外先进遥感卫星数据。地面站作为民用航天遥感信息源,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开创了我国遥感技术及遥感卫星应用的新时代。17年来,地面站先后接收了国内外13颗遥感卫星数据,存档近百万景卫星数据资料,客观记录了我国资源及环境的变化,为推动我国遥感应用的业务化、产业化起到积极作用。回顾地面站的筹建过程一直得到邓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1978年7月上旬,邓小平同志听取了方毅副总理和美国科技代表团会谈情况的汇报
对于引进地面站的问题作了明确指示地面站设备可以买。8月,中科院向国家计委、国家科委请求审批从美国引进地球资源卫星地面站,11月中旬,有关领导向中央转呈了引进地面站事宜的报告后,小平同志在报告上批示:建议同意报告,不必谈了。当月,国家科委拟定了审批中国科学院引进地面站的意见,呈报给邓小平、李先念等中领导同志审阅。报审意见的要点是:我们拟同意中国科学院从美国引进资源卫星地面站,并应注意同时引进必要的遥感及判读技术,引进工作由中国科学院为主,约请有关部门参加谈判的准备工作。
1979年1月,邓小平同志访问美国,中美双方就有关“空间技术合作谅解”进行换文确认。其中有关地面站的条文是:“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中国拟购买一个美国的地面站,能接收国家航宇局陆地资源遥感卫星包括现在正在发展的陆地资源卫星发来的地球资源信息。”
1980年初,邓小平再次审阅了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外交部向国务院的请示报告——《关于中美签订使用美国陆地卫星谅解备忘录并从美国引进地面站设备的请示报告》。
1986年12月地面站落成时,邓小平同志欣然命笔为地面站题写站名——“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这九个神采飞扬、刚健有力的大字,始终激励着地面站的广大科技人员为祖国遥感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济慈,中科院院长卢嘉锡以及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美国防部长助理布艾恩出席落成仪式。
中国科学院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在邓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下,在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财政部的大力支持下,在中国科学院直接领导下,建站近二十年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从建站之初只能接收一颗卫星发展到目前实现了一站多星,并逐步建成全天候、全天时、准实时、多种分辨率、尤其是高中分辨率的卫星对地观测数据中心。地面站的遥感卫星数据资料用户从建站初期的几十家发展到目前的数百家,遍及国务院20多个部委和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遥感卫星应用在国民经济众多领域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的全体员工永远缅怀邓小平同志,决不辜负中央领导的期望,继续做好地面站的各项工作,为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今天,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里,责任重于泰山。全党一定要紧密团结起来,敢于担当、埋头苦干”,习近平在讲话的结语部分如是说。正如刘云山在主持会议时说的,这篇讲话饱含着“全党全国人民对邓小平同志的深厚感情,饱含着继往开来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责任担当”。

从青年时代起,邓小平就非常相信科技的力量。20世纪40年代初,在中国名牌大学里学习理科的女生寥寥无几,而邓小平就娶了其中一位理科女生——卓琳为妻。卓琳曾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在邓小平看来,北京大学和物理专业这两样都是中国大学中的塔尖。后来他们的五个孩子中有三个考入了北京大学。

对中国发展落后的深刻反思

(《科学时报》2004-8-13)

1977年底至1978年初,邓小平接见了新西兰共产党人路易·艾黎、旅欧华裔作家韩素音、在北京生活多年并曾在北京国际广播电台担任英语播音员的加拿大籍华裔林达光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希望他们在今后的事业中能继续支持中国。在邓小平1977年接见的外宾中,还有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坦普尔大学生物学家牛满江、加利福尼亚大学数学家陈省身和三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的丁肇中、哥伦比亚大学的李政道、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杨振宁等。后来邓小平曾多次分别会见这些著名科学家,除了对他们表示欢迎外,还向他们询问一些研究机构成为著名科技中心的原因,以及中国怎样才能迎头赶上。对于他们的情况介绍,邓小平听得非常仔细。①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就整体而言,由于从50年代末以后“左”的错误接连发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边缘,人民群众生活仍然总体贫困,发展水平不但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差距进一步扩大,与周边新兴国家和地区相比也已经明显落后。

邓小平接见外宾时通常很少要求他们的家人陪同,但在会见这些科学家时要求他们带上家属,并对他们为祖国发展所做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他知道有很多华裔科学家在西方的大学或研究机构工作,其中有些在1945~1959年期间离开大陆,有些是先到了台湾然后又到国外接受教育。他们中很多人在中国还有亲属。尽管当时中国没有先进的实验室足以吸引这些著名科学家回国,但他们可以给中国的科学发展提建议,可以到中国的大学去演讲,还可以帮助中国大学生到海外继续深造。

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工作受到影响而导致人口剧增,1976年全国总人口达到9.37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普遍较低。从吃的方面看,1976年与1956年相比,粮食人均消费量从380.56斤降至351.12斤,减少29.44斤;食用植物油人均消费量从3.19斤降至1.25斤,减少1.94斤。从穿的方面看,各种布的人均消费量1976年为23.55尺,比此前最高的1959年减少5.62尺。其中,1968年平均每人只发了15.52尺布票。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平均实际工资的年均增长速度为负数,农村经济从人均水平看增长也很缓慢。面对这样的状况,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在1978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上,中国科学家们获得一个信息,那就是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们第一次不仅可以和西方的科学家进行交流,而且这种交流还将受到鼓励。留在国内的美籍华裔科学家们的亲属在1949年以后的历次运动中曾受到不公正对待,但此时他们的住房条件和工作都得到了改善,也不再被看成是地主、资本家或者右派,过去所受的不公正对待得到了补偿。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的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中国发展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美、欧、日等经济体的实力有了大发展、大提升,中国周边原来一些曾经比较落后的国家如韩国、新加坡,还有一些地区如中国的香港、台湾等,也都抓住机遇,获得快速发展。比如,195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为679亿元人民币,约合305亿美元,人均约53美元,同期日本国内生产总值172.49亿美元,人均约200美元,日本人均不到中国的4倍;而26年后,即到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3645.2亿元人民币,约合2165亿美元,人均约222美元,同期日本国内生产总值9807.32亿美元,人均8538美元,日本人均相当于中国的44倍还要多,已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对此,邓小平曾深有感触地指出:“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1—232页。)

邓小平不仅对美籍华裔科学家尊重有加,对西方科学家亦是如此。1978年7月,卡特总统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率领一个美国有史以来最高规格的科学家代表团访华。普雷斯原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专门从事地震学研究,此前曾一直担任美国科学院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②主席。1978年7月访问中国时,普雷斯一行希望能为两国政府间签订农业交流、空间技术和留学生及学者交流等协议打下基础,同时他建议中国选派20~30名学生到美国学习。让普雷斯完全没有想到的是,邓小平建议美国接受700名理科学生到美国学习,而且未来几年的目标是几万人。由于希望能尽快得到回复,普雷斯马上打电话给卡特,在凌晨3点把总统从睡梦中叫醒,请他批准中国派700名学生到美国学习,而且未来几年欢迎更多学生的到来。③尽管卡特担任总统期间很少在半夜被人叫醒,而且临行前也已授权普雷斯做出此类答复,不过卡特还是欣然同意了中方的要求。④

面对这种状况,邓小平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中国只有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才能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取得优势,也才能实现根本的长治久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84页。)“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6页。)穷则思变,反思中国发展落后的严峻形势,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实行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加快国家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唯一出路。

1978年7月10日,在会见普雷斯时,邓小平赞扬美国的科学技术在很多领域比其他国家先进。他强调中国已经大大落后,迫切需要获得帮助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他对美国的高科技出口限制感到关切,还谈到中国需要外资和技术。[2]《人民日报》还刊登了普雷斯在告别宴会上的讲话,讲话中强调了全球化的好处。[3]这可能是自1949年以来除尼克松总统访问之外美国访华代表团所受到的最热情的接待。

对当时国际形势的深刻反思

1978年下半年,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到达美国。1979年,有1025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到1984年,留学生人数达到14000,其中2/3的人学习物理、医学和工程。[4]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两座中国最高学府甚至被称为公派留美理科生的“预备校”。

战争与和平问题历来是关系人类生存发展和前途命运的一个根本问题,对战争与和平形势的基本判断深刻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内外政策。朝鲜战争结束后,尽管美苏争霸形势紧张,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但我们党仍然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正确判断,认为爆发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已经被推迟了,争取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的。但到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上半期,中国同美苏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以“反帝防修”口号的提出为标志,中国同时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展开对抗。在这种外部重压之下,党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出现偏差,主要是高估了美苏合作的可能性,低估了美苏之间的矛盾;高估了战争和革命的可能性,低估了世界转向和平发展的可能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党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出现更为严重的偏差。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出国际形势发展的总趋势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此后,极左思潮在外交领域泛滥开来。虽然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努力下,外交工作逐步恢复正常秩序,对外政策也逐渐实现重大调整,到7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之间也开启了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但党对“世界战争迫在眉睫”的看法没有根本改变,“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思想也没有及时调整。

1977年8月:万斯在北京的“倒退”

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这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因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另一方面,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77页。)这一观点,为邓小平进一步反思国际形势、认识战争与和平问题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对邓小平来说,与美发展关系是重中之重。所以,当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接受邀请访问北京以排除两国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障碍时,邓小平抱有很高的期望。1977年8月22日,邓小平刚刚正式接手外交事务三天后就接见了万斯,两天后又和万斯举行了长时间会谈。

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中指出:“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1页。)此后,他又进一步指出:“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页。)这表明,邓小平通过冷静观察、认真思考,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新判断。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邓小平的这一科学判断,使我们党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实现了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转变,并成为我国调整国际战略和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是台湾问题。虽然邓小平希望加快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但每次提到台湾问题,他总是很清楚地亮出自己的底线,那就是美国必须和台湾“断交”、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以及美国从台湾撤军。

事物的发展总是否极泰来,对历史和现实的正确把握是走向成功的前提。正是因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对中国发展落后状况的深刻反思,才使邓小平意识到必须另寻出路;而正是因为对当时国际形势的深刻反思,才使邓小平有可能从容地去探索一条新路。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愈加坚定、步伐更加稳健,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经根植于中华大地,便显示出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成为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光辉旗帜。

对于邓小平、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来说,收复台湾一直是结束中国百年耻辱、完成统一大业的标志。1977年,邓小平已经很清楚,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强大,蒋介石“反攻大陆”只是一种空喊,但台湾国民党仍然在安全上对北京构成威胁。

万斯曾是一位广受尊敬、彬彬有礼的律师,1977年1月刚担任国务卿时就开始关注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有关问题。同年7月,卡特宣布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要完成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作为抗衡苏联的一个筹码,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也希望美国尽快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而万斯更关心的则是美苏在缓和方面的合作,所以担心美中两国走得太近会让苏联不悦。

在万斯启程访华之前,卡特和他谈到了自己的担心:如果美中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步子迈得太快,就会在国会引起混乱,从而失去国会对美国放弃巴拿马运河政治控制权这一决定的支持。万斯同意卡特的看法,认为最好把与中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延迟到巴拿马运河问题解决之后。8月23日,万斯会见了中国外长黄华,向他表示,美国希望两国关系朝正常化方向推进,但美国要在台湾保留一些官方人员,并宣布美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一表示实际上是要探询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灵活性,同时也是一种拖延之举,意在把可能达成的协议拖延至国会解决巴拿马问题之后。不过,万斯对中国拒绝他的建议并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第二天上午,黄华做出了强硬反应,表示万斯的立场会拖延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进程,他甚至提到了“解放台湾”⑤,暗示中国军队已经准备好了。

8月24日下午,邓小平会见万斯。邓小平对万斯说,他们上一回见面是1975年,是他第二次被打倒之前。他补充说,他是唯一一个“两落两起”的人。[5]万斯后来承认,在与邓小平会面时,邓小平一直表现出“中国人式的客气”,但在台湾问题上立场坚定,并批评了美国的立场。邓小平表明了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关于苏联问题,一是关于台湾问题。邓小平说,从更广泛的全球角度来说,美国关于苏联问题的第十号总统备忘录是一种绥靖主义的表现,打起仗来,把西德1/3的领土让出去,实际上等于把巴尔干让给苏联,这会对南欧产生了极大的威胁。[6]邓小平对万斯说,美国关于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建议不是进步,而是退步,是从打破冷战后两国关系僵局的《上海公报》退步了。邓小平的想法是,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美国与台湾可以有贸易和人员往来,可以仿照日本模式派遣非政府代表,但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官方代表。邓小平说,美国占领台湾,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阻碍了中国的统一。他进而指出,美国要求中国不以武力解放台湾,这是干涉中国内政。万斯则表示对台湾的安全感到忧虑,邓小平告诉他,中国比美国更关心自己国家的事。中国对解决台湾问题有耐心,不过,美国应该意识到,在台湾问题的解决上,中国不会无限期拖延下去。[2](pp.188~189)

邓小平让助手给万斯读了一段谈话备忘录,基辛格曾在备忘录中说,两国关系正常化将尊重中国的立场。他还提到1975年12月与福特总统的会谈,当时福特表明,美国总统选举之后他能更好地按照日本模式实现美中两国关系正常化。邓小平说,万斯的建议实际上是设立一个“没有国旗的大使馆”。[7]他补充说,如果美国还想维持与台湾的关系,中国可以等待。

8月28日,万斯回到美国之后,随行官员试图给美国公众留下此行结果有利于美国的印象。当时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萨缪尔·亨廷顿在新闻通气会上说,万斯此行获得了成功。结果美国记者约翰·沃勒克错误地写道,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已经软化。尽管万斯尽了很大努力,但仍无法阻止这篇不准确报道的发表。[5](pp.82~83)

万斯访华之后,邓小平清楚地表明,如果不能坚持原则,中国可以无限期等下去。与此同时,他不断向来访者批评万斯的倒退。9月6日,邓小平接见由美联社总裁基思·富勒率领的美国新闻代表团,包括《纽约时报》发行人阿瑟·舒尔茨伯格和《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邓小平谈的问题很广泛,他谈到了“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错误。他还谈到了中国需要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在谈到经济问题时,他强调说,中国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必须按劳付酬。但他主要谈的还是台湾问题,态度非常坚决。[8]他说,他清楚万斯是美国新一届政府第一位访问中国的高官,但万斯关于台湾问题的建议是一种倒退,中国不能接受。他强调说,要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就必须坚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美国必须废除与国民党签署的军事条约,必须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必须从台湾撤出军队。中国会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别人不能干涉。[2](pp.188~189)

9月27日,邓小平会见了乔治·布什。邓小平对布什重申了自己的看法:美国对苏联的政策是一种绥靖政策。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邓小平说,这一进程可以加快,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2](pp.207~208)《人民日报》在其权威社论中说:“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一些领导人忘记了慕尼黑事件的教训。”[9]

邓小平派外长黄华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伦纳德·伍德科克,伍德科克曾任美国劳工领袖,7月26日刚到北京赴任。邓小平让黄华再次传达他的意见,即对美国在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拖延感到失望。⑥之后,中国邀请赞成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访问北京。1978年1月4日,邓小平会见肯尼迪。邓小平说,他希望尽快签署协议。中美建交的核心问题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应该由中国来决定。肯尼迪返回华盛顿后,公开表示支持加快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

1978年1月底,伍德科克第一次回到美国时,也开始对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停滞不前失去耐心。⑦2月1日,他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上发表讲话,称美国对华政策建立在“明显荒谬”的基础之上。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承认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但事实上它现在只能代表小小的台湾岛。发表上述讲话后不久,卡特私下会见伍德科克,告诉他自己也同意伍德科克的看法。[10]尽管卡特也希望推进美中关系正常化,但他担心当时此事会影响美国与苏联之间正在进行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谈判。

而万斯则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当务之急是与苏联在军备控制方面的合作。他对过快推进美中关系正常化存有疑虑,担心会影响美国与苏联的谈判。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一直在和越南官员进行谈判,希望尽快恢复美越关系。但鉴于中越之间关系恶化,美国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卡特最后结束了这一争论,他说,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更符合美国的利益。

1978年2月16日,邓小平会见了由参议员亨利·杰克逊率领的美国代表团。杰克逊对苏联持强硬路线,这一点和邓小平看法一致。邓小平一直批评美国对苏联的绥靖政策,批评美国在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停滞不前。5月,邓小平发现,白宫有一位官员和杰克逊一样,与自己观点一致,这位官员就是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在北京的进展

1977年底,布热津斯基表示,他愿意前往中国。在他做出这一表示几周之后,卡特就让他和中国驻华盛顿的官员接触。卡特早就想推进两国关系正常化,《巴拿马运河条约》通过后便有了机会。卡特曾对国会的最高领导人表示要推进美中关系正常化,然而,尽管国会领导人私下赞同这一总体方向,但正像一位国会议员所说,如果此事公开,他们不得不表示反对。卡特意识到,如果国会中亲台议员知道正常化谈判进展的情况,他们就会立刻采取行动使谈判中止。⑧1978年初,美中关系正常化谈判的主导权从万斯和国务院转到了布热津斯基手上。对这一问题的所有讨论仅限于白宫少数几个人,他们与身在北京的伍德科克和他的副手芮效俭直接进行联系。驻华盛顿的中国官员意识到,布热津斯基比万斯更担心苏联的扩张,于是对此迅速做出反应,邓小平则立刻表示说,欢迎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⑨

1978年3月,《巴拿马运河条约》刚刚签订,卡特就乐观地认为,同年11月初国会选举之后,在与苏联签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和与中国关系正常化这两个问题上,他都能够得到国会的支持。为了做好准备,卡特准备派布热津斯基前往北京,就推进美中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进一步谈判。邓小平很高兴地同意了这一时间安排。

1978年的美国国会充斥着冷战和反共氛围,由于接纳了台湾的资金资助,国会中亲台派不愿意放弃台湾。卡特和他的助手们知道,国会中支持台湾当局的人很容易使美中关系正常化谈判中止,所以只能秘密展开谈判,直至达成国会无法中止的协议。为了防止泄密,布热津斯基和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奥克森伯格直接与伍德科克进行联系,而没有通报国务院。

布热津斯基也知道,邓小平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不可能动摇,所以通报卡特说,美国只能让步,其他问题可以谈判。布热津斯基建议,美国可以发表自己的声明,强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性,而中国同意不公开发表意见反对它。[10](pp.248~254)

为了准备两国关系正常化谈判,5月20日晚,布热津斯基飞抵北京。第二天,布热津斯基会见黄华。他与黄华讨论了全球趋势,强调美与中有着长期共同利益和战略目标,这其中还包括共同面临的威胁。黄华说,两个霸权国家是世界不稳定的主要根源,而美国处于守势,对苏联扩张主义反应软弱。布热津斯基还谈到了美国为遏制苏联扩张所采取的行动。但他没有谈及美中关系正常化的细节,想留待与邓小平进行讨论。他说,卡特授权他告诉中方,美国接受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提出的三个条件,但美国保留要求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权利。⑩

5月21日下午,邓小平会见布热津斯基,甚至晚饭时他们还在继续讨论。布热津斯基后来写道:“邓立刻把我吸引住了。他富有才华、机智、理解力强、相当幽默,强硬而直率……他的目的感和干劲使我印象深刻……邓说:‘毛主席是个军人,周恩来也是军人,我也一样。’”布热津斯基对于这次会见非常兴奋,以至于当他5月26日向卡特汇报后,卡特在日记中写道:“兹比格纽……被中国人折服了,我告诉他,他被诱惑了。”[11]

在开始与布热津斯基讨论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时,邓小平说:“问题就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下了这个决心,事情就好办。”[2](p.313)在解释了卡特推进正常化的决心以后,布热津斯基建议两国6月开始进行关于正常化的秘密谈判。邓小平重申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三个条件。布热津斯基告诉邓小平,美国准备发表一个声明,表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很重要。邓小平说,中国不反对这样的声明,但“作为条件不行”,“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那是中国自己的事”,“这涉及到一个主权问题”。[6](p.172)

邓小平想用激将法促使美国对苏联采取更强硬态度。他说:“可能你们怕冒犯苏联,是吗?”邓小平强调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不利之处,他说:“不管你们什么时候和苏联达成协议,都是美国取悦苏联的结果。”布热津斯基并不同意这一说法,他告诉邓小平,美国将对苏联采取强硬措施。

邓小平说,中美之间有很多领域可以合作。他强调说,中国需要获得更多的技术,暗示希望访问美国。邓小平还对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分别于3月和5月初两次访问莫斯科以加强苏越两国军事合作感到忧虑。布热津斯基的结论是,邓小平在促进两国关系进展方面有一种紧迫感。为了表示对快速推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有信心,布热津斯基邀请邓小平到华盛顿访问时到他家中做客,邓小平愉快地接受了。[12]事实上,1979年1月28日抵达美国当天,邓小平就参加了在布热津斯基家里举行的一个小型的非正式宴会。

在回国途中,布热津斯基在日本停留了几天,由于认识到日本作为盟国和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的重要性,且为避免造成尼克松访华没有通知日本所造成的不利影响,遂向日方通报了美方关于促进美中关系正常化的计划。而日本同时也认识到日中关系正常化所带来的商业潜力,接受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努力,不久便与中国签署了协议。

布热津斯基返回华盛顿之后,卡特赞扬其出访非常成功。不久,当美国要求中国停止不断公开批评美国时,中国方面立刻表示同意。双方准备开始正式谈判。

在与布热津斯基会谈的第二天,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代表团时重申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中国欢迎与美国进行贸易和技术交流,但会优先对待那些与中国有正常外交关系的国家。[13]

6月2日,黄华告诉万斯,如果想让邓小平访问美国,他们必须更加努力工作。黄华还批评美国继续对苏联采取绥靖政策。8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奥地利代表团时说,我们吸收外国技术,同样的条件,同样的技术,我们优先考虑的是关系正常化的国家。[6](p.178)16日,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告诉理查德·霍尔布鲁克说,两国关系正常化越快越好。9月27日,柴泽民再一次对布热津斯基说,正常化谈判的步伐迈得太慢。[14]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在引述邓小平谈到与日本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时说,与日本的条约“一秒钟”就签了,实现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也只需要“两秒钟”。卡特向邓小平明确传达信息:一旦达成正常化协议,他将很快实施。[11](p.202)

伍德科克就中美关系正常化进行的谈判

在邓小平、卡特开了绿灯之后,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在北京举行。美方的谈判代表是伍德科克。卡特选择伍德科克担任驻华联络处主任(11),是因为伍德科克是一位经验丰富、广受尊敬而又立场坚定的谈判者。谈判开始时,他任驻华联络处主任已经一年,同时也获得了中方的信任。他的助手是驻华联络处副主任芮效俭。芮效俭在南京长大,会说汉语,被视为美国国务院最优秀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而中方谈判代表是外长黄华,在与美国人打交道方面无人能出其右。1936年,他曾作为埃德加·斯诺的向导,带斯诺从北平到陕北见毛泽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在重庆和美国人谈判。[15]1971年他前往纽约,任中国驻联合国首任代表。他在多位领导人手下工作过,能充分贯彻中共既斗争又团结的外交思想。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中,他一直坚持让美方说出中断与台湾关系的具体细节。他的两位助手也是相当有经验的外交官——章文晋和韩念龙。因此,双方派出的都是最佳团队。

伍德科克得到的指示是:每两周与中方谈判对手会见一次,先易后难,以体现谈判进展情况,最后解决向台湾出售武器等难题。目标是于12月15日美国国会选举几周后达成协议。[16]

根据指示,7~9月,伍德科克共与黄华举行了五次会谈,讨论了为达成两国关系正常化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但中国方面仍不了解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由于希望进一步推进谈判进程,中国方面建议将所有问题都摆出来,美国方面表示同意。经过准备,双方就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交换了文件。双方都意识到,台湾问题是谈判成败的关键。中国坚持三原则,而美国则明确表示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12)

9月19日,卡特告知柴泽民,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随之停止了正常化谈判进程。10月3日,黄华在中国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处会见万斯,对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进行了批评。他还对美越进行关系正常化谈判的做法提出警告,因为当时苏联正在越南建立军事基地,而且越南正准备入侵柬埔寨。[17]

10月初,邓小平在东京公开表示,如果遵循日本模式,他愿意尽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同时,不反对美国继续和台湾保持经济文化上的联系。

10月底,卡特和布热津斯基开始担心,因为尽管他们严格保密,连国务院和国会都不知道伍德科克和他的谈判小组与他们的联系渠道,但如果不尽快推进正常化进程,泄密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布热津斯基通知柴泽民说,如果现在不抓住机会实现关系正常化,那就要等到1979年底了。不久,美国与台湾达成协议,将继续向台湾出售F-5E战斗机,但不会出售更先进的战斗机。[16](pp.134~136)

中美之间的谈判继续进行,11月初,伍德科克和芮效俭已经完成了绝大部分内容的谈判。开始,双方分别准备了一份关系正常化的声明草案并进行了交换,但后来双方决定,最好有一份只有一页纸的简短声明交给对方。11月2日,伍德科克向中国方面提交了准备于1979年1月1日发表的两国关系正常化公报草案。但中国方面正忙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会议,直到12月4日才做出回应。(13)

11月27日,邓小平接受华盛顿著名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的采访。邓小平告诉他,中美关系正常化应该加速进程,这不但对两国有利,同时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他解释了“一国两制”政策,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可以保持不变。[18]

12月4日,韩念龙向伍德科克递交了略加修改的声明草稿,也称1979年1月1日是发表声明的最后期限。韩念龙告诉当时还没有与邓小平直接会谈过的伍德科克,邓小平想见他。由于不知道具体会见时间,伍德科克让芮效俭取消旅行计划,随时准备去见邓小平。[16](pp.136~137)

12月11日(北京时间12日)下午,也就是伍德科克会见邓小平的前一天,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会见柴泽民,递交了韩念龙12月4日给伍德科克声明草案的美方修改稿,并明确表示,这是卡特修改过的。卡特同意1979年1月1日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目标日。他还向柴泽民通报了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问题、中东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的美方立场。他说,美国希望在1月1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并事先向柴泽民通报,美苏可能在1月举行首脑会晤。他还提出了卡特对邓小平的邀请,希望邓小平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声明发表之后立刻访问美国。[19]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3日上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伍德科克时,同意了前一天卡特在华盛顿给柴泽民的草案。(14)让卡特感到意外的是,邓小平不但立刻接受了访问邀请,而且说会在几周之内成行。(15)邓小平说,最方便的时间是1月底。他还说,虽然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这和美国关于台湾问题应该和平解决的声明并不矛盾,美国可以继续和台湾保持经济文化关系。他同意美国的要求,关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不予立刻废除,而是一年后失效,以遵循条约中关于提前一年告知的条款。另一方面,在条约失效前的一年时间内,美国方面不应再向台湾出售新的武器。他说,向台湾出售武器会让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变得更加困难。如果美国出售武器给台湾,“只会增加两岸发生冲突的危险性。”[20]

由于卡特已发现有泄密的迹象并担心这会破坏美中谈判进程,美国方面要求把公布日期从1月1日提前到12月15日。根据布热津斯基的指示,在12月13日的会谈中,伍德科克提出在华盛顿时间12月15日公布中美关系正常化协议。[16](pp.137~138)邓小平同意了这一改动。

在收到伍德科克与邓小平会晤的报告后,卡特回电询问伍德科克能否完全确认中国方面已经了解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9月11日,卡特会见柴泽民时明确表示,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而布热津斯基也告诉了韩叙这一点,韩叙称完全不能接受。所以,很可能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会停止对台出售武器。伍德科克和芮效俭给中方的文件中明确提到,美国会继续对台湾的所有商业销售。虽然文件中没有明确提到武器销售,但销售武器给台湾也是商业性行为。美方可以认为中国清楚这一点。(16)

伍德科克和芮效俭一方面希望推进正常化进程,另一方也知道在宣布正常化之前要求再次会见邓小平有很大风险,所以他们回复说,如果中国方面仔细阅读并理解文件的话,就已经很清楚了。不过,他们不排除中国最高领导人没有完全理解“文件内涵”的可能性。

华盛顿时间12月14日晚,即宣布两国关系正常化前一天的晚上,布热津斯基根据卡特的指示电告伍德科克,他们应该在宣布之前再次会见邓小平,清楚说明美国会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12月15日 (北京时间)伍德科克收到电报,他只能要求邓小平在当天接见他。在当天下午4点与邓小平的会见中,伍德科克很技巧同时又坦率地说明了这一问题。邓小平可能原本认为,中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就意味着停止军备销售,所以看上去异常吃惊,他大发脾气:“你们为什么现在提出这个问题?”他指责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是侵犯中国主权(17)。做了大约十分钟的抗议之后,他问伍德科克:“我们该怎么办?”伍德科克回应说,两国建立正常关系后处理这些问题会更容易些。邓小平只简单回答说:“好。”(18)

12月15日晚9点(北京时间12月16日上午10点),卡特按原计划在华盛顿通过电视宣布,美中已经就关系正常化达成协议,协议将于1979年1月1日生效。对此,台湾当局和他们在国会的朋友十分恼火,其他保守派也批评美国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决定,但民众的总体反应是支持卡特,支持正常化。邓小平则开始为美国之行做准备。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的美国之行

尽管万斯访问北京时遇到困难,但在万斯为卡特接待邓小平拟订的介绍性文件中,无论是关于邓小平的个人爱好还是这次访问的意义,都叙述得非常全面准确。在长达13页的备忘录中,万斯说邓小平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脾气急,精力旺盛,自信,直截了当,坚定,聪明”。万斯说,邓小平的目标包括帮助卡特获得国会和民众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支持,扩大两国外交关系,给美国施压使之进一步阻止苏联扩张,使美国对越南的警惕性增强等等。但美中两国关系缓和的意义更大,它可以“对亚洲和整个世界的政治和战略格局产生重大影响”。[21]

在抵达美国之前,邓小平就已经成为自1956年赫鲁晓夫访美以来最让美国公众感兴趣的外国领导人。美国媒体连篇累牍地介绍邓小平在政坛起伏的故事、他做出的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定、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决定以及此次美国之行。《时代周刊》在1月号上把邓小平评为1978年风云人物。《时代周刊》说,邓小平是改革的“设计师”。

美国公众一直对中国这个陌生、封闭的文明古国充满好奇,对邓小平来访的关注度,甚至超过了对当年尼克松访华的关注度。美国商人们看到的则是中国这个蕴涵巨大潜力的市场,极力争取获得参加国宴的邀请。美国各家新闻社希望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力争获得邓小平及其代表团的关注。卡特和邓小平一样,访问开始时表现得很冷静。他曾表示,很担心公众和国会对他做出放弃台湾、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决定作何反应,也担心国会议员因为谈判期间没有被告知谈判内容和与他们磋商,会想方设法发泄不满,而国会中亲台派则很容易找到攻击卡特的理由,不仅因为他放弃了长期的朋友,还因为他用一种很无礼的方式粗暴对待蒋经国。(19)

从12月15日到1月28日,中美双方都在为邓小平访美做准备。从他到达安德鲁空军机场后转车到国宾们通常下榻的布莱尔宫,一切运行得像钟表一样准确。为便于中国官员用餐,厨师都按要求把肉切成小块。在亚特兰大的工作人员听说邓小平喜欢吃小牛肉,连续给邓小平上了三顿小牛肉。邓小平和美国主人开玩笑说: “你们美国人每顿都吃小牛肉吗?”这样下一顿才更换了菜谱。考虑到邓小平访美期间的交通天气状况,除华盛顿外,美方还选定亚特兰大等三座城市,亚特兰大和休斯敦气候温暖,西雅图气候宜人。1月1日,伍德科克曾问邓小平,访美期间愿意去哪儿看看,邓小平回答说想看看航天设施和其他高科技设施。[22]在休斯敦,邓小平参观了美国国家宇航局的设施和最先进的钻井技术;在西雅图,他参观了生产新型波音喷气式飞机的工厂;在亚特兰大,他应邀参观了福特公司最先进的现代汽车厂,参观过程由曾在北京和他见过面的亨利·福特二世陪同。在访美过程中,邓小平没有参观商场,除了在布热津斯基家和客人们一起用餐之外,也没有参观私人家庭。

中国驻美联络处的官员很紧张,他们与东道主协调,负责安全和后勤、准备宴会和讲话稿,以及准备回答950名西方记者和33名中国新闻界代表的问询等事务。

在亚特兰大,邓小平在说明中国从“文革”中恢复并走上发展之路时说,希望中国像亚特兰大一样,经历南北战争之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23]“美国南方在过去是比较落后的,而现在已成为发展经济的标兵”,“我们中国面临的任务是改变落后面貌,迎头赶上世界先进国家。”(20)在头几天的访问中,邓小平在公众面前显得比较矜持,甚至挥手时也很正式、严肃,不苟言笑。他没有召开记者会,也很少表达自己的感受。

布热津斯基家的非正式晚宴

1月28日,抵达华盛顿几小时后,邓小平参加了布热津斯基举办的小型非正式家宴。据布热津斯基回忆,尽管邓小平比较疲惫,但他的反应依然机智敏捷。当布热津斯基说到,中国人和法国人都认为自己的文明优于别人时,邓小平说道:“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亚,中国饭菜最好;在欧洲,法国饭菜最好。”[11](p.214)当布热津斯基提到卡特在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应对(台湾的)“中国游说团”遇到困难,他询问邓小平在中国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难题,邓小平立刻回答说:“有啊。在我们的台湾省就有很多人反对。”[12](pp.405~406)当被问到如果中国受到苏联攻击时怎么做,邓小平说,中国有核武器……毛泽东说过,中国可以在核战争中生存下来,可以通过持久战获胜。像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在非正式谈话中,邓小平很严肃地对布热津斯基说,他希望和卡特私下谈谈越南问题。[12](p.406)

参加晚宴还有副总统蒙代尔、万斯、迈克尔·奥克森伯格等人。在陪同客人中,雪莉·麦克雷恩对中国很有兴趣,曾数度前往中国旅行。她告诉邓小平,她曾遇到一位“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农村的中国知识分子,当雪莉谈到这位知识分子十分感谢这段经历时,邓小平打断他的话说:“他在撒谎。”邓小平用明显带有感情的语气谈到“文革”的可怕及“文革”带给中国的破坏作用。[24]

卡特和邓小平的会谈

1月29日,邓小平与卡特在上下午分别举行了会谈,中午出席了万斯举行的午宴,晚上出席了卡特举行的欢迎宴会。卡特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与他会谈非常愉快。”[11](p.207)卡特说,邓小平听得非常仔细并不断向他提问。第二天他们又举行了会谈。布热津斯基提到,卡特和邓小平非常坦率,他们之间的会谈更像是盟友之间而不像与一个共产党国家进行的会谈。

在1月29日上午的会谈中,卡特先谈了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强调了美国的责任。邓小平说,中国过去认为最大的危险来自两个霸权大国,但最近开始认识到,来自美国的危险更小,来自苏联的危险更大。在提到苏联扩张时,他神情严肃地指出,中美双方应该紧密合作阻止苏联扩张。邓小平说,中东问题五年内不会有根本的改善,因为那些可能承认以色列的国家一直与苏联关系密切,它们拒绝和平努力。他说,尽管中国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但目前中国不可能给予以色列完全的外交承认。如果以色列退回到1967年以前的边界,解决约旦问题、西岸问题和巴勒斯坦人的家园问题,它就会获得阿拉伯国家的支持。(21)邓小平说,美国和中国都与越南有过不愉快的经历。越南和苏联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是十分危险的。他说,中国需要长期和平的环境实现全面现代化。中国和美国应该协调行动,遏制苏联。现在中国还不可能和南朝鲜直接接触,但希望南北朝鲜能够举行迈向统一的谈判。也可以和日本合作反对苏联扩张。[11](pp.209~210)在当日下午会谈结束前,邓小平要求与卡特举行小范围会谈。参加者还有蒙代尔、万斯、布热津斯基和邓小平的翻译。邓小平谈到苏联和越南在东南亚的野心所构成的严重威胁,首先就是越南占领柬埔寨。邓小平说,有必要给越南一个适当而有限的教训。卡特说,如果中越开战,其他国家可能会同情越南,国会将更难支持与中国的合作。

第二天邓小平与卡特举行私下会谈,结束了关于越南问题的讨论。卡特交给邓小平一份说明,列出他建议中越不要开战的理由。邓小平再次重申给越南教训的必要性,他说,不久阿富汗将遭遇同样的命运。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这证明了邓小平的警告是正确的。[25]

在最后一次会晤中,卡特和邓小平签署了中美两国领事、贸易、科技和文化交流协议。邓小平说,如果美国和日本呼吁台湾和北京谈判,美国减少对台武器销售,就可以为和平做出贡献。[26]

国宴

布热津斯基说,为邓小平举行的国宴可能是卡特在白宫四年中最精美的一次。(22)据卡特记载,国宴于1月29日晚举行,邓小平很受卡特女儿艾米和其他孩子们的喜爱,而且这种喜爱看来是相互的。[11](p.213)邓小平的女儿在写到家庭生活时提到父亲特别喜欢和孙子们玩耍,尽管他们说话不多。

卡特曾经当过主日学校的教师,年轻时通过教会给在中国的传教士捐过款,那些传教士是他年轻时心目中的英雄。在国宴上,卡特与邓小平就传教士在中国的作用交换了不同意见。

在这次受卡特之邀进行国事访问时,邓小平要求会见尼克松。卡特同意了邓的要求,除了参加国宴之外,尼克松还与邓小平进行了会谈,邓小平感谢他为推进中美关系所做的努力。[27]之后,尼克松给卡特写了一封经过仔细斟酌的私人信件,表示支持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决定,并就两国关系的未来提出了一些看法。

国宴之后,邓小平在肯尼迪艺术中心观看了演出,这场演出通过电视向全美播出,布热津斯基形容它“非常精彩”。当美国儿童唱完中文歌曲后,邓小平上台亲吻了他们,很多观众流下了眼泪。当卡特和邓小平手拉手站在一起被介绍给观众的时候,乐队开始演奏《开始了解你》。[28]

和内阁官员、国会议员及中国通的讨论

在与内阁官员会见时邓小平讨论的重点是贸易问题。1月31日,在会见时,邓小平说,如果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实际上是普通贸易关系),要不了多久,美国和中国大陆的贸易额就会比现在美国和台湾的贸易额多10倍。

在与政府官员会见时,除探讨解冻中美两国在对方国家的资产问题外,双方还同意把联络处升级为大使馆,并设立两个领事馆;讨论了两国建立航线需要做的工作;中国同意确立一个让美国媒体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的时间表。此外,双方还进一步讨论了促进知识和科技交流问题。邓小平对中国实现现代化雄心勃勃,他说,中国需要最新的技术。[29]

在与参议院的会谈中,罗伯特·伯德接待了邓小平。众议院则是蒂普·奥尼尔负责接待,邓小平对奥尼尔关于三权分立特别是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争夺权力和影响的介绍很感兴趣。后来,应邓小平的邀请,奥尼尔访问了北京。毫无疑问,邓小平认为至少对于中国来说,分权治理国家的效率十分低下,中国应该避免这种形式。[30]

邓小平与美国国会讨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允许自由移民。四年前,国会通过了《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要求共产党国家允许其民众根据其意愿自由移民国外,否则国会就不给予这些国家贸易最惠国待遇。当议员们就这个问题询问邓小平,中国是否允许自由移民时,邓小平回答说:“哦,这简单!你们要多少?1000万?1500万?”他的表情很认真,于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戛然而止,再也没有议员追问这个问题。后来,中国获得了最惠国待遇。[31]

尽管美方进行了精心准备,但还是出现了意外情况。事情发生在美国国家美术馆(科克伦美术馆)东楼为邓小平举行的招待会上,这次招待会是由美国外交政策学会、美国国立美术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亚洲协会和中国理事会六个团体联合举行的,出席招待会的都是中国通。美术馆是由华裔设计师贝聿铭设计的,刚刚开馆,选此地点可以表明美国对华裔的重视。按计划,邓小平要发表讲话,但美术馆的结构根本不适合发表公众讲话。尽管当时使用了扩音设备,但与会者仍听不清邓小平的发言,只好与好久不见的好友窃窃私语。但邓小平依然读他的讲话稿,没有任何不悦的表情。(23)

访问亚特兰大、休斯顿和西雅图

在美国其他地方访问时,邓小平仔细观察现代工业和交通情况,希望美国商人到中国投资,希望两国学术界加强学术交流,希望公众支持两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32]在与商界人士交谈时,邓小平强调,中国有许多商品可以出口到美国,用来换取中国急需进口的技术。[33]尽管邓小平到访的大多数地方都有抗议者挥舞台湾当局的旗帜,甚至还有“左”派进行抗议,但绝大多数听众充满好奇和善意。(24)

访美期间,邓小平没有举行新闻发布会,也没有在电视上回答现场提问。尽管如此,邓小平还是给随行采访的美国记者留下了平易近人的深刻印象。随同邓小平访问亚特兰大、休斯敦和西雅图的著名记者唐·奥伯道夫写道,经过华盛顿的最初几天之后,邓小平放松下来。在停留之处,邓小平举起右手向人群挥动,然后和他们握手。他还跟一些特殊朋友如参议员亨利·杰克逊等紧紧拥抱。奥伯道夫说,“他眼里闪着光……这是年轻人而不是老年人的目光。”[22]

在休斯敦,邓小平观看了一场牛仔竞技表演。奥韦尔·斯科勒写道:“在他的助手、部长和翻译的陪同下……一位年轻姑娘骑马跑过来,送给他一顶牛仔帽。观众吹着口哨,欢呼着,十分兴奋地看着他把帽子戴在头上。通过这个简单的姿势,邓小平结束了中国与美国之间30年的不睦……结束了中国对西方历史性的抗拒心理。”[34]邓小平戴着大牛仔帽微笑的照片成了他访问美国的象征。

除了参观福特和波音公司、石油钻井设施和休斯敦美国航天中心之外,邓小平还乘坐了现代化直升机和气垫船。参观快结束时,邓小平在西雅图说:“太平洋再也不应该是隔开我们的障碍,而应该是联系我们的纽带。”[2](p.485)

对访问的观察

卡特在日记中写道:“邓小平的访问是我担任总统期间非常愉快的经历之一。对我来说,一切进行得很顺利,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看起来也同样高兴”,邓小平“性格坚强、睿智、坦率、勇敢、气宇不凡,自信、友好。”[11](p.207)卡特很赞赏邓小平对美国现实政治的敏锐观察,他没有过分强调两国关系中的抗苏基础,因为那样会影响美苏达成武器控制协议的努力。[11](p.216)

事实证明,访问所象征的前景——两国携手创造世界和平——令两国公众十分向往。如果说这次访问成功来自于邓小平个人魅力的话,那么,这种魅力是多种因素的结合:他对改善中美关系的真诚投入,他的自信,他的坦率,他的机智,他的热情等等。中国一些政治观察家说,邓小平平常举重若轻,但面临挑战时,就会很投入,充满热情。他在美国就是这样。通过签署交换计划和与美国商界接触,邓小平为中美关系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更深厚的基础。

1979年2月邓小平访美结束后曾对翻译施燕华说,他已经完成了外访任务。当时施燕华并不理解邓小平的真正含意,后来他才认识到,邓小平觉得有责任在“文革”后改善与美日的关系,并前往美日访问,打开中国通往现代化的大门。在15个月时间内邓小平访问了五个国家,并且都取得了圆满成功。访美结束后,在他有生之年再也没有出过国。(25)

[收稿日期]2009-10-18

注释:

①参阅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以及对杨振宁的采访。

②这是一个联合委员会,由美国科学院、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的人员组成,以打破学术交流障碍、促进人员往来为己任。

③Katlin Smith, “The Role of Scientists in Normalizing U. S. -China
Relations:
1965~1979”,p.20.2005年12月14日对美国国家科学院负责协调这次访问的官员Anne
Keatley
Solomon的采访。另据报道说,其他美国官员记得邓小平和方毅建议派遣500名学生,见Robert
S.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69~1989, Stanford U.Press,1995,p.159.

④2009年4月7日对前总统卡特的采访。

⑤Cyrus Vance, Hard Choices, Simon and Schuster, 1983, pp. 75~83. 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 Memoirs of a President,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1995, pp. 190~197. 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1977~1981, Farrar, Straus,
Giroux, 1983. Robert S.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89, Stanford U. Press, 1995. Patrick C. Tyler, A
Great Wall, Public Affairs, 1997. (President Carter, Zbigniew
Brzezinski, and Richard Garden dispute some of the details in Vance’s
work in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00 and Brent Scowcroft
disputes some details in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1, and
Tyler answers his critics in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1)
James Mann,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Alfred A. Knopf, 1999. Richard H. Solomon,
U.S. -PRC Political Negotiations, 1967~1984, December 1985 (Originally
a Rand Corporation report for the CIA, but later declassified), and
Richard H. Solomon, Chinese Negotiating Behavior; Pursuing Interests
Through ‘Old Friends’, U. S. Institute of Peace, 1999. I have also
talked with officials involved such as Stapleton Roy, Chas Freeman,
Richard Solomon, Win Lord, and Michel Oksenberg.

⑥Woodside interview as report in Robert Ross, pp. 115~116.

⑦在伍德科克担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之前,卡特曾经请他出任其他职务,他都拒绝了,但后来接受了驻华联络处主任一职,条件是卡特和他一起推进美中关系正常化。

⑧对斯特普尔顿·罗伊的采访,他曾帮助向国会领导人通报情况。

⑨2009年4月17日对吉米·卡特的采访,以及与斯特普尔顿·罗伊和伍德科克的遗孀沙伦的多次讨论。其中主要内容见Robert
S.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69~1989, Stanford U.
Press.1995,pp.126~132。关于布热津斯基和万斯之间的竞争,见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Public Affairs,1997,pp.237~239.

⑩Solomon(…Chronology), p.64.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ri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1977~1981,p.212.布热津斯基说,他告诉黄华,美国保留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权利,而中方对美国准备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感到吃惊,见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Public Affairs, 1997,pp.254~255,footnote.

(11)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伦纳德·伍德科克是卡特的好朋友,是他让密歇根州工会把选票投给卡特从而帮助其在该州获得关键性胜利。

(12)2008年10月1日对斯特普尔顿·罗伊的采访。

(13)2008年10月1日对斯特普尔顿·罗伊的采访。

(14)邓小平在会谈中表示,基本同意美方起草的新的联合公报草案,但在公报中应重申反霸条款,以加重分量。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452页。——编者注

(15)对吉米·卡特总统的采访。

(16)对斯特普尔顿·罗伊的采访和与他的讨论。

(17)15日下午,邓小平在听取伍德科克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后美国保留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的权利的说明书时,明确指出: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不要影响中国采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设置障碍,最终只能导致武力解决。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方面,美国可以尽相当的力量,至少不要起相反的作用。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452~453页。——编者注

(18)Robert S.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89, Stanford
U.Press,1995,p.138.笔者认为,这是邓小平一生中最关键的决定之一:在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而会减少中国实现统一筹码的情况下,仍然决定推进与美国关系正常化。没有任何记载说明邓小平是出于什么考虑做出这一决定。他为什么会同意?或许他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这是他能够让美国国会接受的最好交易。或许他考虑到中美关系正常化给中国刚刚开始的现代化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以及考虑到威胁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美国国内复杂的政治环境。除此之外,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其特有的紧迫性,因为如果越南实施其入侵柬埔寨的计划而中国对此做出军事反应,苏联就可能有所行动。

(19)由于时间紧迫和官僚机构混乱,蒋经国在半夜被叫醒并被告知:几个小时后,美国将中断和台湾的“外交”关系,并宣布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2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83页;Deng Xiaoping’s remarks at
the Dinner Hosted by Governor Busbee, February 1,1979.

(21)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 Memoirs of a President,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1995,pp.207~210.中方对访问的记录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476~477页。

(22)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 Memoirs of a President,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1995, p. 211. 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1977~1981, Farrar, Straus,
Giroux,1983, p. 407. 国宴客人名单中有22名国会议员,见New York Times,
January 1, 1979.

(23)根据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当时会议出席者Jan
Berris提供的文件及口述情况整理。

(24)一位会说中文的国务院官员Donald
Anderson,陪同邓小平一行访问美国各地。见Tucker, ed.,p.330. New York
Post, January 29, 1979.

(25)对邓小平访美期间翻译之一、后任中国驻卢森堡大使的施燕华,以及对冀朝铸的采访。

【参考文献】

[1]Katlin Smith, “The Role of Scientists in Normalizing U. S. -China
Relations: 1965~1979”,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Council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

[2]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39~340页。

[3]《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普雷斯举行告别宴会 方毅主任等应邀出席 普雷斯博士和方毅主任祝酒》,《人民日报》1978年7月10日,第4版。

[4]David M. Lampton with Joyce A. Madancy and Kristen M. Williams, A
Relationship Restored: Trends in U.S. – 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s,
1978~1984,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6, pp. 30~32.

[5]Cyrus Vance, Hard Choices, Simon and Schuster, 1983, p. 82.

[6]参见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页。

[7]Cyrus Vance, Hard Choices, Simon and Schuster, 1983, p. 82. Richard
H. Solomon, (…Chronology), 1999. p. 62.

[8]GET AP AND NY Times reports of 9/7/77.

[9]Robert S. Ross, Indochina Tange, p. 144.

[10]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t, Public Affairs, 1997, pp. 249~250.

[11]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 Memoirs of a President,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1995, p. 200.

[12]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1977~1981, Farrar, Straus, Giroux,1983, p. 215.

[13]Weiren, May 22, 1978.

[14]Richard H. Solomon, pp. 65~69.

[15]《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

[16]Robert S.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69~1989, Stanford U. Press,1995,p. 132.

[17]Robert S.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89, Stanford U. Press,1995, pp. 132~135. Richard H.
Solomon, p. 69.

[18]Weiren, Nov. 27, 1978 (SEE WASHINGTON POST 11/28, ALSO CHECK ARCH
STEEL VISIT WITH DENG ON 11/18). Richard H. Solomon, p. 70.

[19]Richard H. Solomon, p. 71. Robert S.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89, Stanford U. Press,
1995, pp. 136~137.

[2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52页。Robert S.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89, Stanford U. Press,
1995, p. 137.

[21]January 26, 1979 Scope Paper for the Visit of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anuary 29-February 5, 1979
from Cyrus Vance to the president.

[22]Don Oberdorfer, Washington Post, Feb. 5, 1979.

[23]Richard L. Strout,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 5, 1979.

[24]Ji Chaozhu, The Man on Mao’s Right, p. 301.

[25]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 Memoirs of a President,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1995, pp. 211~213. 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1977~1981, Farrar,
Straus, Giroux, 1983, pp. 409~410.

[26]Richard H. Solomon, p. 76.

[27]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 Memoirs of a President,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1995, p. 212. Washington Post, Nov. 1, 1979.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0,1979.

[28]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1977~1981, Farrar, Straus, Giroux, 1983, p. 407.
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Public Affairs, 1997, p. 275.

[29]Richard H. Solomon, p. 76.

[30]Tip O’Neill, Man of the House.

[31]Arthur Hummel and David Reuther in Tucker, p. 329. 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 Memoirs of a President,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1995, p. 213.

[32]Don Oberdorfer,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6, 1979.

[33]Karen Elliott House in Wall Street Journal, Feb. 5, 1979.

[34]Schell, Watch Out for the Foreign Guests, p. 124.

转自《当代中国史研究》(京)2009年6期第36~50页

责任编辑:刘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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